兼容性与改革的战略定位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0-25 11:2112

摘要：在改革具有天然正当性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人们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当下生活质量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改革，可以有不加深省的满意度；只有到了这些问题的改革差不多进行完毕的时候，改革的满意度下降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有了认知之后，改革的定位问

　　在改革具有天然正当性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人们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当下生活质量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改革，可以有不加深省的满意度；只有到了这些问题的改革差不多进行完毕的时候，改革的满意度下降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有了认知之后，改革的定位问题才会凸显出来。改革就此有了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前此的改革是要满足人们的动物性需求的话，此后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满足人们的政治性需求。人们在吃饱喝足甚或只是有吃有喝之后，就会产生当然的社会政治要求。
　　进行了20余年的中国改革，正在经历结构转型。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认知：其一，改革的长远布局问题日益显示其重要性。以往那种只是限定于个别问题展开的当下性改革布局，已经被公认为失去了引导改革的意义；其二，改革必须从浅层的经济问题改革向纵深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人们大都意识到，社会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进行下去；其三，改革已经从利益获得型走向了利益重组型，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改革就是给我们好处”的思路，遭遇了改革对于公民而言既是体现权利又是克尽义务的真实现实。因此，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其间，以兼容性作为审视改革的战略定位问题的切入点，是一个可以指望确认改革在未来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最佳视点。

　　一、改革的两种定位
　　说起来，虽然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但是改革的定位问题却未尝得到过认真的对待。这与改革进行之初给人们带来不少好处以致于使得改革具有了无须反思的正当性有关。在改革具有天然正当性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人们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当下生活质量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改革，可以有不加深省的满意度；只有到了这些问题的改革差不多进行完毕的时候，改革的满意度下降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有了认知之后，改革的定位问题才会凸显出来。改革就此有了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前此的改革是要满足人们的动物性需求的话，此后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满足人们的政治性需求。人们在吃饱喝足甚或只是有吃有喝之后，就会产生当然的社会政治要求。这是由人乃社会性动物所注定的：个人自由的达成远远比约束个体的状态令人兴奋，群体生活规则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体谋食的必要性，社会正义的谋求远远重于对于特权的保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形，就是改革走到当下性与长远性、策略性与战略性、局部性与全局性问题的临界点的标志。无疑，当时提倡改革的政治家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相当意外，以致于无法从容应对，导致了难以克服的社会危机。
　　自80年代晚期至今，改革的临界点问题不时地敲打改革者的神经。这从改革设计者先是试图走出长期支配改革思路的试探性格局，摸索一条稳定、持续的支撑社会现代化的长期改革思路———比如制订90年规划，后来进一步探讨社会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进行意识形态的重建———比如提出“三个代表”的进路上可以看出来。在这个临界点上，我们终于可以讨论改革的两种态势：浅层改革与深度改革。进一步讨论与两种改革态势相对应的两种改革定位：策略定位与战略定位。因为，如果我们不正面应对此前改革的思路缺陷，已经无法再沿循改革之路走下去了。可以说，截止90年代末期的中国改革，是一种浅层改革。因此，改革也只是一种策略化定位。从前者看，年代以前的改革之所以必然是90一种浅层的改革，是因为对于原来已经僵化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必须沿循从易到难的进路展开。否则改革就会遭遇全面的抵抗。于是，作为策略性改革思想的体现的“猫论”与“摸论”，才具有发挥其改革的指导思想作用的空间。在这种改革进路中，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不能不看到，这种改革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以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以捍卫既有社会结构为目标、对于既有社会要素进行组合的策略性改革定位，已经不足以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了。国企问题、裁汰冗员问题、产权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权力运作体制问题，横亘在改革道路上，无法回避，必须解决。
　　转进到新世纪的改革，则必须是一种深层改革。相应地，改革就必须进行战略定位。所谓深层改革，就是直接解决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转型这些难度大、涉及社会结构而不只是关乎社会表层问题的改革。一方面，仅仅只是捍卫既有社会政治结构，显然已经无法维持有效的改革，改革就会处于停滞状态；要想继续改革，就得打破重组社会要素的策略性改革的既定思路。另一方面，横亘在改革面前的巨大难题，使得人们意识到，不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改革，就会冒牺牲已有的改革成果的危险。我们必须对于改革的长期布局、改革的政治走向、改革的远期目标，加以重新的校订。这就是改革的目前处境：一种注定的深度改革处境，改革从策略定位向战略定位的转移。

　　二、兼容性问题的凸显
　　深度的、战略的改革，并不只是一个改革的胆量问题可以支撑得起来的。人们有时候会将这种改革的滞后归咎于政治家的胆量大小。其实这种归咎是浅薄的。对于浅层的社会改革来讲，胆量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政治家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敢于下决心，就可以期望解决这些问题。即使解决不了，还可以寻求其他途径来加以补救，而不会导致社会所难以偿付的代价。但是，深层的社会政治改革与意识形态转型，就不同于浅层的、针对具体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改革了。这一改革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这涉及到改革的全局筹划问题。因此，改革会处于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张情形之中。这就要求政治家既能够关照全局，又能够步步推进；既能够理性设计，又能够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则关系到改革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如果说浅层改革是一种带给人们实惠的改革因而可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的话，深度改革则是一种需要人们普遍地偿付代价的改革，它极其容易滑入一种普遍反对的尴尬境地。倘若深度的、战略的改革只有胆量而没有胆识，进而只有胆识而没有周密的筹划，再而只有周密的筹划而没有严谨的实践方案，都是不足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度的。就此而言，这一改革首先需要在改革的战略思路上加以合理定位。
　　显然，深度改革的战略定位，不是先行僵化地固定在某一既定立场上的改革定位。出于为某种既定牌号的政治体制、既定牌号的意识形态、既定牌号的社会文化体系辩护或伸张的目的，是不足以筹划好这一改革的。它要求我们必须有极其宽阔的胸怀、极其远大的视野、极具创意的胆识、极富风险的胆量、极有智慧的部署。换言之，为这一改革定位的政治家甚至政治家集团，必须具有兼容一切有利于这一改革的因素于改革之中的巨大能力。于是，在深度改革的战略定位问题烘托出的改革的战略思路问题上，兼容性问题的意义就凸显而出。
　　兼容性的意涵是浅显易懂的。从三重含义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认知。其一，兼容是与偏执相对而言的。这是从兼容的特质上看的。兼容就必须放弃偏执，就必须有一个海纳百川的胸襟。兼容者不能将自己对于自己偏好的社会政治理念、社会政治主张、社会政治制度，视为惟一正当的；他必须对于其他相异而在的东西予以同等的尊重，愿意虚心从那些偏离自己喜好的相异体系中吸收营养。其二，兼容是与吸取各方优势等价的。这是从兼容的方式上看的。兼容不是毫无原则的搅和，也不是对于“存在”与“合理”的存在即合理这样的轻易组合。兼容是为了获取和平共存的诸方面的优势、促成一个兼得各方优势的新肌体的产生而有效的举措。而这个在兼容中逐渐生成的新肌体，绝对不是一个兼容之前人为地预定的东西。其三，兼容是与创新相互连接的。这是从兼容的导向上看的。兼容当然不是维持既有的各种体系而已，兼容是为了超越、为了创新。以超越和创新为兼容的导向，才足以为具有真实意义的兼容奠基。这就决定了兼容必须容忍不完美，容忍创新过程中的代价，容忍超越旧肌体的阵痛。否则，兼容就失去了宽松的空间，也就会失去必须在尝试中才可能显示出来的创新状态。
　　对于深度改革而言，兼容自然有一个兼容什么的问题。从具有兼容的心态进入兼容的实际操作，会遭遇更大的挑战。因为，在社会政治的思想世界，人们表现出的某种大度，比他们在社会政治的实践过程具有的气度，通常要大得多。前者的相互兼容跟后者的相互排斥往往对峙而在。对于这种现象，人们还从思想上想得通的未必在实践上行得通为之提供理由。其实，兼容必须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对于社会政治实践来讲，在某种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实践模式，常常会意识形态化。一旦某一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模式与其他模式画出一个明确的界限之后，政治意识形态那种决定性的排斥关系就会使兼容变得不可能了。只有在思想与行动方式上均取兼容的姿态，虚心地对待相异意识形态体系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方式，才是可能的。在此，意识形态的僵化教条对于兼容是最为有害的。惟有彻底开放的政治观念与彻底开放的政治实践取向，才可以为我们兼容什么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对于我们中国深度的、战略的改革来讲，需要兼容的内容，不外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现代政治理念；第二个方面是政治制度设计；第三个方面则是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现代政治理念不外自由、平等与博爱。以往我们认定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愿意采取一种批判与拒斥的态度。其实马克思主义也对于这些现代政治观念表示了自己的承诺。他们仅仅认为资产阶级没有找寻到达成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可靠方式而已。实现社会政治自由，乃是现代思想家们的共同理想。至于现代政治制度安排，则不外民主与法治两端。以往我们认定9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的民主法治实践模式是虚伪的。我们试图以旧时的“人民民主”取而代之。其实，人民民主乃是现代民主的共同出发点。发生差异的地方是在何种政体安排中，民主方才可以坐实的问题。就此而言，三权分离的宪政体制作为权力运转的具体方式，与人民民主并不具有绝对的排斥关系。今天政治家对于“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的强调，也就是对于分权制衡的原则的应诺。而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组织，我们以往热心理想化的社会系统工程，试图一步登天，进入完美社会境界。而且认定这一思路是惟一正当的。其实，这一思路也是在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的现代政治思维支配下陈述的。差异只是在于，是取渐进的进步主义还是取完美的进步主义，是取进化的理性主义还是取建构的理性主义的问题。可见，以往我们认为完全对峙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组织方式，只要稍微放宽视野，它们其实具有兼容性。同时接受它们并不意味着完全绝对放弃我们习以为常的政治模式。
　　申述兼容性，是因为它作为改革战略定位的指示意义：中国的改革绝对不只是某种特定牌号的意识形态的僵化实践，而是兼综现代各种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方式的优势，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的改革。因此，中国的改革绝对不应当处于一种自我囿限的境地之中。这既是“中国特色”的意义所在，也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所指。

　　三、兼容性与改革的前景
　　过去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前景不仅仅是在改革的具体进程中确定的。改革的前景主要地由改革的战略定位与远期布局来决定。而改革的战略定位与远期布局是由改革的决策者掌握的。因此可以说，改革的前景掌握在深度改革的决策者手中。这些决策者敢不敢于、善不善于打破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将有利于深度改革的诸种因素纳入到深度改革的进程之中，对于深度改革的推进和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于是，对于深度改革的战略抉择者是否具有兼容性主导意识，在此就具有不容小觑的意义。
　　从深度改革的视角谈论兼容性这一话题，容易落入三个圈套之中：其一是阶级斗争心态的圈套；其二是弱者心理的圈套；其三是无原则搅和的圈套。从第一方面讲，谈论兼容性问题时表现的阶级斗争心态，就是一种未尝兼容就想完全吃掉“对方”的心态。在此情景中的兼容者不是努力去吸取“他者”的优长之处，而是处心积虑地以对抗求消灭。这是长达半个世纪阻碍我们吸取现代先进社会政治文化的心态，它与兼容性是不相容的。如果说它对于以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是必不可少的心理支持的话，它对于和平时期的兼综各方优势就是极其有害的心理定势。古人尚且云“有物必有对，有对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何况今日？对于中国人来说，告别阶级斗争心态，刻不容缓。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弱者心态是我们以往对待相异文化尤其是相异社会政治文化的文化———心理结构。弱者那种“你过去打我一拳，今后我要打你十拳”的心理，是我们产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相异文化的心理基础。有朝一日像西方征服我们那样征服西方，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这种怨恨心理，其实数十年来妨碍着我们习得西方现代文化的真经。我们走出弱者心境，学习西方以便超越西方，比之于学习西方以便征服西方的目标，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从第三方面来说，将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的优势加以兼综，我们容易有一种无原则调和的嫌疑。似乎原则立场越坚定，对峙感越强，我们民族的坚强特性才足以显示出来。其实，一部现代史提醒我们，只有那些以谦虚的态度兼综相异文化尤其是相异社会政治文化的民族，才足以创造出更加健康的新型文化，才足以走出一条文明新路来。
　　与这三种具有缺陷的兼容心态相对应的是，需要树立起健康的心态：其一是拿来主义态度。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建设现代化的中国，需要将一切有利于这种建设的理念、制度“拿来”，是我们可以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首先将自己定位在“学习文明”的位置上，而后我们才可能建构“超越文明”。而兼容正是有效果的学习的基础。其二是树立强者心理。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认知自己融会相异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的大使命。我们有建立起超越既有的现代文化范式、摸索崭新的文化道路的雄心，但是我们缺乏认知中国未来的大国使命，以及承担这一使命所需要的大国气度。只有一个民族不把自己放置在一个被欺凌的位置上的时候，她才有希望形成一种雍容大度的兼容气度，使得我们真正有机会像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的时候寄厚望于中国人，而实现为人类提供新的文明范型的伟大使命。这，正是改革战略定位的最后落实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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