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四个组织特征：具备行为组织性却更强调主体组织性;具有成员固定化却更侧重角色固定化;分赃偶采按劳分配而更常按需分配;犯意体现目的功利却更呈现目标格局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在四特征互动中加以认定：从行为方式看宗旨、从行为主体看层级、从行为协同看管理;经分配范围考察格局、经分配标准考察结构;并由危害处置倒推谋划、由危害领域倒推规模。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特征 认定
一、问题的提起
组织特征是涉黑案件司法认定的基础。但是“组织”包含哪些要素、涵括哪些情形，目前尚不十分明确;黑与恶应当怎样区分，实务中还存在困惑。准确把握组织内涵，须进一步厘清有组织犯罪与犯罪组织二者关系。严格地说，有组织犯罪属于犯罪学概念，是为预防犯罪而研究内部样态，因此更侧重考察结构、宗旨等组织要素。犯罪组织属于刑法概念，是为打击犯罪而认定罪责，因此更侧重研究分工、作用等行为要素。较长时间内，司法强调量刑均衡，却疏于界定组织形态，因此对个案组织特征理解不当、定位不准。如下将就此展开研讨。
二、组织内涵的理解把握
(一)行为组织性与主体组织性
无论普通共犯还是恶势力组织与集团，有组织犯罪的行为均呈现一定程度的组织性。其中，有主犯组织、指挥，也有从犯排除障碍;有多人事中配合，也有纠集者事前谋划;有具体方案，也有连续犯意。因此，仅根据分工或行为可复制等较低端标识，难以凸显涉黑犯罪组织特征。
张朝东案。张数次纠集人员逼迫居民拆迁。被告或持铁锤打砸店面，或用钢管殴打群众，或扔鞭炮堵锁眼，或跟踪纠缠。公诉机关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起诉。但本案多系临时纠集，相互既没有从属关系，也无纪律约束，不能体现组织稳定性;且一案一酬，无从认定组织结构。法院最终以具体罪名定罪量刑。
作为高级犯罪集团，黑组织的组织行为更稳定、协调，组织环境更持续、平衡，命令下达更有权威，执行反馈更为效能。因此成员关系与内部管理也更具组织化与严密性，鲜明体现着主体组织性特征。即已不再满足分工协作，而要求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因此，2009年《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重提组织纪律;同时指出，领导者须实际处于领导地位、积极参加者须接受组织者管理。2015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骨干成员破题，突出其直接听命核心又指挥一般人员的本质属性;并将临时被组织纠集、雇佣以及临时收买、利用组织实施犯罪的人员排除在外。由此突出主体组织性，将其与行为组织性进一步剥离。
如朱光辉案[1]。朱既对犯罪发号施令，又掌管成员间利益分配，是实际领导者;易三云等受命于朱，后安排他人落实，是骨干分子：该组织已初具层级，又有一定成员和严格帮规，稳定的组织形态昭然若揭。一审法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量刑，二审维持原判。
组织样态除上述紧密型外，还存在半紧密与松散结构。常有涉案组织缺乏明显的科层框架，且一般参加者由利益驱动并更迭频繁。呈现打手雇佣化倾向。因此极具隐蔽性。
黄某一案。黄某一以暴力当选村委会主任，网罗黄某二等非法垄断鱼塘与回填工程，同时侵占集体财产、出租出卖土地。两审法院均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涉案被告或是同村村民，或是亲戚朋友，没有明显的从属关系，也不存在纪律规约。他们平时联系松散，可一旦“有事”，短期内便能迅速聚集。因此，表面的约束松弛与管理结构扁平并没有削弱该组织的凝聚力。松散与半紧密型涉黑组织同样结构稳定，并在犯罪中凸显出主体组织性。
(二)成员固定化与角色制度化
李学海案。李等多次前往环宇集团、龙威粮油公司违法索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法院以寻衅滋事定罪。本案参与人相对稳定，成员固定化特征明显。但是分工并不精细，既没有目标量化的横向分工(如谁负责开车、谁负责拉条幅、谁负责纠缠)，也不存在流程节点化的纵向分工(如谁事前规划路线、谁购买白布，谁事中防止报警)，具体任务全凭临时决定。同时仅区分纠集与被纠集者，前者以一对多，组织、控制力实际受限;后者以多对一，专业、协同性明显不足，
而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骨干成员明确，而且已形成领导者、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等梯式层级;并以组织地位、内部职务加以固定，由纪律、规约强化保障。这种制式角色，不仅实现了頭目幕后化;而且形成管理稳定化，有利于组织意志传达和任务分解落实。因此，无论传统的科层式还是后续扁平结构，均不同程度存在以角色稳定为内涵的决策、管理与执行层。这既固化主犯权威，将其升华为领导者，又增强组织凝聚力，不断增进犯罪专业化。
如汪某案[2]。汪等在深圳、沅陵控制客运市场，后汪受伤、多名骨干被判刑，组织停止活动。汪又纠集人员贩卖毒品、开设赌场。重返沅陵后组织不仅染指领域发生变化、而且成员组成明显更替。但是制度框架、成员角色及管理层级保持稳定，因此仍具备“在较长时间内长期存在”的特征。虽一些外围相继补缺，造成骨干成员不固定的表象，但是汪仍可直接受命新骨干，并由此管控整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内，成员仅是特定角色的活动载体，即使新旧更替，只要层级功能没被削弱，传达渠道没有堵塞，组织结构就持续稳定。
(三)按劳分配式与按需分配式
赵某恶势力案。赵等开设赌场、敲诈勒索，聚财数千万。其中，赵策划并提供经费，张、黄制作作弊工具，叶、陈等聚众赌博，李负责讨债。该团伙不仅有首要分子，而且分工明确，已构成犯罪集团。但利益分配或依具体作用一案一酬，或事先约定分配比例，均没为组织发展留存资金。此按劳分配型模式凸显出组织关系混乱与内部管理低端，所谓的组织仅是若干个人谋利的工具。赵等既没有抽象出实体，并赋予其组织身份，更没有兼顾组织利益。因此未根本摆脱一哄而散的聚众样态。
而王平案[3]。王平、牟志勇利用职务便利，垄断向阳村林木生产，并成立药业公司。以公司名义侵占农田，并低价转让集体资产，又将170万款项转由该村报销。王等着眼长期牟利和稳固发展，在获利后筹建嘉丰药业，并不断转移资产，以夯实组织根基，并扩张势力范围。不仅考虑成员开销，更顾及组织壮大等发展所需;不仅重视眼前利益，更关注插手市场、逃避打击等未来所需。为今后开源而当下节流，已摒弃坐地分赃的随意性。因此能渗透基层政权，并非法控制多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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