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发展演变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4-01-21 10:4612

摘要：【摘要】士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余英时先生把孔子当成中国第一位知识分子，认为他开启了中国士的传统，本文就此观点，取春秋战国这一时限，阐述中国士文化在开端时期的发展演变，这其中包括士这一主体的组成变化以及社会性格变化。 【关键词】春秋战国

　　【摘要】“士”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余英时先生把孔子当成中国第一位知识分子，认为他开启了中国“士”的传统，本文就此观点，取春秋战国这一时限，阐述中国“士”文化在开端时期的发展演变，这其中包括“士”这一主体的组成变化以及社会性格变化。

　　【关键词】春秋战国；士文化；发展演变；道德天地

　　“士”，在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一直是包罗宏富的命题。这是因为，“士”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都有目共睹，学者们更是在“士”的研究上倾注着心血和精力。那么，什么是“士”？“士”在早期是如何演变发展的？

　　一、“士”的称谓

　　“士”的称谓，古已有之，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阎步克先生认为，“士”这一称谓是很复杂的，是一个因社会分化而不断复杂化的称谓。据他考证，“士”的最基本含义是成年男子，由于一个近似于社会分层化的过程，它逐渐衍化出了氏族正式男性成员之称、统治部族成员之称、封建贵族阶级之称、受命居职之贵族官员之称，以及贵族官员的最低等级之称等等内涵。这是“士”的早期发展演变过程，时间大约是商周时期及其更早年代。大致到周代时，人们一般认为，“士”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为贵族阶级中的最底层，其下便是“庶人”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将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些变化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士”的分类

　　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直之士”两类，这是针对当时一些游士不讲原则而一意猎取富贵的现象而言的。战国晚期，“士”的人数激增，而流品也日益复杂。有些所谓的“士”根本没有真才实学，他们只是以托身私门为仕宦的手段，做不到以“道”自任自重。然而，深入看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游士大多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在有识之士大量涌现而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光凭借“口舌”来谋生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士都保持以道自重的节操是不可能的。况且，“道”缺乏有形的约束力，一切都要靠个人的自觉努力，要做到不“枉道而从势”，就必须重视个人的内心修养。诸子学说如法家、儒家等都提倡，修身要做到对权势不动心，对财富不贪恋等。在战国中晚期，“修身”不但成为“士”的标记，而且君主也以此作为取“士”的标准。可见“士”之以道为己任有多么不易。也正因如此，“士”才能成为“社会之良心”，士阶层才能在中国史上开辟了两千多年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

　　三、“士”文化的发展演变

　　早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士所担任的是一些实际的职事，古代各种低层官吏如邑宰、府吏、下层军官之类大都是由士来充任的。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逐渐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得了，士阶层因此有了惊人的发展。此时的士，从解体的封建制度中获得解放，成为自由流动的社会力量，不必尊奉固定的主子，从事的是与知识技能有关的脑力劳动。这一时期的士，大多周游列国，宣扬其政治主张，故也被称为“游士”。实际上，战国时代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从苏秦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没有固定的田产和职事，宗族关系十分疏远，于是他们轻去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因为缺少宗族和田产的两重羁绊。当时的列国，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争相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新兴的士，不但本身具有知识和技能，而且在社会上还能起到号召作用，自然成为了诸侯们争取的对象。诸侯们发出纳士的口号，引得游士竞相入其门下，为其效力，大批人散布在诸侯贵族门下。人们从战国中晚期的文字材料中发现，这些托庇私门的游士有不少是抱着借机会作官的野心，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必然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只求一饱的寒士。这些贫不足以自存的游士，个别地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几千人聚在一起却是当时政治上一股极大的力量，他们不仅为主人提供个人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被当作权力的政治基础，在很多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孟尝君、春申君等贵族身上的比比皆是。

　　到在战国时期，“士”构成了新式官僚的重要来源，在列国政治中异常活跃。有学问有知识的士阶层，以“仕”为专业，尽管在一个大大增加了流动性的社会中，这个群体或等级已经不仅仅来源于贵族，但是它依旧保持了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及“精神贵族”的气质。战国时期的士，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余英时先生认为孔子是中国“士”的传统的开端，他处在士阶层兴起的历史关头，对这一阶层的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努力给它贯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而他的弟子曾参，也阐发了针对士所承担的精神责任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孔门后学，孟子更认为，士应能不论穷达都以道为依归，则自然发展出一种尊严感，而不为权势所属。这些学说，都明确指出了“士”在精神上应以“道”为旨归，而这“道”，在当时主张各异的诸子百家中也有共同的指向，即治国、平天下之道。仕，不仅是“士”参政的传统要求，也是实践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最有效途径。如何才能入仕，对于春秋时期的“士”来说，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其二则是有没有“道”。士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他们之所以收到列国君主的尊重，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诸侯们更需要“道”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的支持，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套具有历史渊源的理论来强化他们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许多士，都游于各国诸侯之门，上者猎取卿相，下者也可求得一饱。而知识界领袖则更受到君主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不需为生活担忧。不仅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以“道”影响诸侯们的政治作为。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士不肯向政治权威妥协的时候，他们保持以道自重的高尚节操，总是以整个社会作为关怀的对象，而野心勃勃的诸侯们却未必能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士在诸侯眼中是具有高度政治危害性的人物，但却是荀子口中的“正直之士”。

　　四、“士”文化形成的风格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在汉语里，如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说士、名士、寒士、隐士、烈士，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技士……凡“学而不仕者”，即属士的范畴。

　　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其风范大致是：（1）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2）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亦喻义而不言利；（3）尊崇“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4）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5）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6）能以身许国，“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7）“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8）指点江山、著书立说,“文人无行”是士的社会属性。（9）“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士的民主观；（10）敢为天下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士以天下为已任”等名言，是士的士人观。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会，199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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