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关乎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现代化的战略议题。这就决定了民族地区要在生态理念、生态发展、生态制度、生态治理等层面具备现代文明关怀。而这种战略关怀突出表现为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升生态协同治理效能。因而，要依托战略定位与关怀，使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价值得到彰显;且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全局战略规划与方案实施中，要理解时代走向、理论保障和实践抓手。这有助于更好地推动战略落实、实现战略价值，进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向度上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关键词
生态文明;战略定位;战略关怀;战略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论文《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关怀与价值》发表在《青海民族研究》，版权归《青海民族研究》所有。本文来自网络平台，仅供参考。
民族地区是一个集多重属性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文明功能区。党和国家将民族地区概括、定位为“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1]。其中，自然生态属性占据一半，另一半虽具有人文特点的属性，仍然多由其自然生态属性衍生而来。同时，一方面，“许多民族地区地处大江大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2]，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工作条件差，任务重”[3]，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难中之难。因而，站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特别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而言，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拥有重大优势也担负重大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着眼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创造性地传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等一系列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论断。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目标遵循与行动指南。
与此同时，学界研究也在及时跟进。在思考生态文明建设时，提出了全球视角[4]、系统视角[5]、法治视角[6]以及人民视角[7]等多个理论维度;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时，提供了总体布局[8]、责任体系构建[9]、公众参与[10]、数字技术赋能[11]等多重实践进路。这些研究对于思考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分析尝试和方案设计。在此基础上，笔者着眼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从战略上分析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进而把握其战略定位、明晰其战略关怀、发掘其战略价值。
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则其不仅是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政治责任和文化传承。二则其内在地嵌入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代化导向，是关乎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战略议题。
(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各族群众的民生福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2]，民族地区生态的现代化首先是在为民、利民、惠民意义上达成的公共性现代化。正所谓“福祉民生，泽沁民心”，其中“福祉”意即“幸福”，就是造福人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满足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在“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互动中不断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而这种交换恰恰奠定了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其中，生存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命权，另一方面是生命延续权。”[13]各族民众生存在自然之中，难以超脱自然而存在，而生态环境又以最公平的自然存在为呈现形式，自然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各族民众生存权的实现。同时，各族民众作为富有情感的社会性动物，对美好环境和优良公共生态产品充满期待，并寄希望于通过这些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与权利的实现，即发展权得到满足。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替代的。”[14]
着眼当前，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对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公共生态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期望也在逐步增加。这反映到具体的民生领域上，就是各族民众对自身生产、生活、工作所需的美好生态环境的期许在增长。但是近年来，人口压力和资源过度开发导致部分民族地区逐渐面临较为突出的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民族地区既面临着补短板和追赶现代化步伐的‘双重压力’，又面临着加快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15]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影响着各民族民生福祉的实现。因此，加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保障或改善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福祉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性，从而也构成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战略定位。
(二)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6]而民族地区生态的现代化要在增进共同性的意义上推动中华民族的生态共同体建设。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多向度、系统性、全方位的，无论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还是社会文化共同体，都要建立在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就是一个地理上自成单元、内部结构完整、环境多样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这个共有的生存空间里，各族人民与自然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生共在的内在和谐状态，由此构成民族与自然、民族与民族、民族个体与共同体彼此关联的系统。因此，国内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是指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以自然为根，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和顺应赖以生存的自然，通过科学合理地保护自然、治理自然、利用自然，实现中华民族与自然之间、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永续发展、全面繁荣的共同体。”[18]
生态共同体是民族地区担负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内容，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其战略定位都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功用。中华大地独特的生存空间和自然环境既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汇集了各族人民生存发展的历史智慧和集体记忆。民族地区在承载重要生态功能的同时，也在人化自然的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化，从而赋予中华民族这个生态共同体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自然先于人类存在，具有基础性和先在性，即便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9]而我们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等这些古老的生态智慧发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就是在“两个结合”的意义上将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念创造性转变为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共同体理念。因此，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思想、创新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统一的价值观念、明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主线，同样是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定位。
(三)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0]所以民族地区的生态现代化在使命追求上，最终还是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上加以审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勾勒的理想发展蓝图，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以实现现代化的现实目标追求。民族地区的各族民众在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后，物质生活状态全面改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就发展层次和水平而言，已经提升到对包括美好生态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上来。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相对于东部地区，广大民族地区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处境。其中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是生态文明建设任务愈发艰巨。由此形成的结构性张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重要障碍，也成为国家稳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瓶颈。
因此，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定位。据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2020年联合印发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国家重要生态系统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民族地区。对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重要性和民族重要性同时彰显。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应有之义。民族地区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新模式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地区可以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以及环境优势，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和示范;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民族地区往往拥有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各族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保护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效回应民众的现实诉求，进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关怀
从中华民族各族民众民生福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定位出发，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意义上要求民族地区需要同时具备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战略关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格外重视，在多次考察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要求以全局、系统、长远眼光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同时，期望将其纳入国家和民族整体发展战略中统筹考虑，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构成。这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关怀。其中，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而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关怀主要集中在理念关怀、发展关怀、制度关怀以及治理关怀上。
(一)理念关怀：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
理念关怀是引导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走向的思想文化基础。根据前述战略定位，理念关怀最为核心的仍然是共同体，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这是最具根本性的现代文明关怀。因为，对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生命共同体具有本体论层面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提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1]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生态统一性，不仅是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整体完整性，在生产生活的命运发展走向上，也都具有不可分割的有机关联性。
“要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这个旗帜必须高扬。”[22]其中，高扬生态文明的旗帜，也就是树立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化各族民众与自然生态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3]另外，从共同体的角度看，在生态文明意义上，意味着民族地区与生态环境具有共生性，各族群众需要共担生态治理责任，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各族民众的美好生活离不开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生存因素。只有各民族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创造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4]因此，在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要秉持自然是生态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各民族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的理念，遵从共同体的行动理念与要求，进而持续改进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发展关怀：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
发展关怀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25]这既是对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战略关怀。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这一现代化是包括生态发展在内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发展要全面考虑自然生态的承受性与可持续性。对此，绿色转型便成为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26]在发展关怀意义上，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是民族地区永续发展的长久之策与必要条件。“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27]，实现绿色发展，就要着眼于对自然、对人民的战略关怀;就要在发展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行为上做出改变，从而保障社会经济资源在开发、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保持一种内在的协调与和谐。目前看来，民族地区各族民众在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逐渐向绿色生态转型。比如新疆“400多万绿洲居民彻底改变伐薪烧炭生活，南疆42个县市全部进入‘气化时代’”[28];宁夏“梯田层层绿满山，绿水青山披锦绣。塞上山川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巨变，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29]可见，民族地区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效能。
(三)制度关怀：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制度关怀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规制保障。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制度是将美好的生态理念和发展关怀转换为常规实践的重要环节。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就是制度化的完善情况。因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0]，也只有形成科学良善的制度与法治体系，才能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章可循，使其成为可具操作性的行动规范并发挥出制度管根本、管长远、管全局的作用。
就制度关怀而言，习近平曾在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31]目前，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方面的顶层设计与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生态文明不仅被写入党章、载入宪法而且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确立起生态破坏控制防范、生态保护恢复、生态责任追究等比较完善的制度与法律体系。在系统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制度与法律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地方党组织与政府也逐渐形成了行动自觉，在生态职能与责任建设方面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也主动地参与到资源节约、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的家园建设行动中来。这一系列建制化的举措，有力、有序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落细。
(四)治理关怀：提升生态协同治理效能
治理关怀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上的合力效能。民族地区有效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是需要汇聚合力的过程。作为一项具有攻坚克难意义的工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协同方式，有效整合多元主体力量与资源。对此，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倾注了治理关怀，强调“保持战略定力，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32]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除了有效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外，还要依托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格局，通过“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33]等方式，来有效组织多方力量协同或共同参与，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另外，在具体的生态系统协同治理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方式与空间在不断丰富和拓展。一方面，生态文明协同共治的整体成效在提升。由于民族地区参与生态治理的主体能动性得以调动，基于协同共治的生态共同体需要，各类主体的权利和职责都能够在制度体系得到落实。同时，参与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集体行动变得更加规范并具备成效，从而实现了生态治理效果的系统提升;另一方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生态系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断完善。在民族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本身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如果人为对其进行割裂，不仅会引发生态系统内部的混乱而且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为此，通过造林绿化、森林抚育等措施，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增长，现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之一。此外，物种生境得到优化，各类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为全球协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以上措施，我国民族地区生态协同治理取得显著成就。比如，位于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的嘎拉村通过设立“绿色银行”积分兑换[34]，有效调动了各族民众参与环保治理的积极性，也保证了废旧物品的循环利用;宁夏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的发展[35]中，与农民建立起有效、持久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们不仅获得了经济收入而且在卫生观念、生产方式诸方面也向现代文明转变。
三、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价值
依托战略定位与关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价值得以彰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需要进行中长期全局规划的系统工程，在民族地区的战略规划与落实进程中，正确理解时代需要、理论保障和政策抓手，有助于更好推动战略落实、实现战略价值。对时代需要、理论保障和政策抓手的思考就集中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系统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中、包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呈现在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这些思想理论与实践蕴含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在指导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理论价值以及实践价值。
(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价值
在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就要建立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目标所确立的实践要求与时代价值上。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相对脆弱，开展生态保护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复杂性。与此同时，诸如水土流失、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在民族地区也相对突出，开展生态治理也就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构成起，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更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具有重大意义，也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36]
党和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关乎全局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论述，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科学擘画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蓝图。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话语具有科学的逻辑内涵、悠久的历史传统、系统的理论渊源以及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为新时代系统加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时代方向与价值理路。一方面，作为民族地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学理分析意义而且为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观念引领和智力支持，也赋予学术研究丰富的经验素材和深远的探索空间;另一方面，在理念关怀、发展关怀、制度关怀、治理关怀基础上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揭示生态文明建设场域的内在逻辑。以此为切口，可以小见大，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理论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的运行机理。
(二)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价值
除时代需要，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以科学理论作为战略指导，来确保政策制定实施的科学有效性。因此，新时代推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要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获得理论层面的战略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即“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37]。这作为一套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能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引，特别是在根本保证、核心理论、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等诸多向度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这套思想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战略价值，一是因为它在“两个结合”的意义上实现了理论飞跃，将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哲学理念有机结合，反映了现实生态场域和认知规律基础，从而可以根据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与发展逻辑展开具体分析;二是它揭示各族民众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与系统运作原理，在人、自然、社会之间寻找动态平衡，从而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中自然资源掠夺与生态环境破坏的现代化方案。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民族地区就可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三)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价值
在民族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要依托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找到基本的政策导向与实践抓手，有效发挥实践层面的战略价值。从整个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两山论”是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是其生态文明建设中具象且系统的工程，两者最终落脚于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
“两山论”要求民族地区把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尽管民族地区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现实，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不能为保护环境而迟滞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前提和载体。如果脱离生态文明建设而搞经济建设就是竭泽而渔，而脱离经济建设而搞生态文明建设则是缘木求鱼。
与此同时，对民族地区而言，“山水林田湖草沙”既通过典型的自然生态元素将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属性揭示出来，也将这些元素中不可分割的自然生态系统表达出来。这就意味着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树立系统建设思维。处于生态系统之中的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构成了一个“生态共同体”，这就要求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从自然生态系统所蕴藏的规律出发统筹兼顾、整体实施，以促进生态系统的整体改善。此外，通过严守生态红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不断增强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和谐性和稳定性。
结语
“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38]因而，进入新时代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生存发展、现代文明建设、现代价值追求的整体战略规划来展开分析。首先，就战略意义而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着眼各族群众的民生福祉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就战略关怀而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升生态协同治理效能;再者，就战略价值而言，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中长期的全局战略规划与方案实施中实现时代价值、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总之，以此为基础，民族地区可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向度上，有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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