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柏拉图思想异同及对当代启示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8-07 10:4612

摘要：摘 要：老子与柏拉图作为中西方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时代局限，让他们面临着相似的时代难题，他们塑造的哲学世界与哲学信仰也在细微之处有所体现。文章对二者的著作《道德经》和《理想国》中有关国治、民治、

　　摘 要：老子与柏拉图作为中西方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时代局限，让他们面临着相似的时代难题，他们塑造的哲学世界与哲学信仰也在细微之处有所体现。文章对二者的著作《道德经》和《理想国》中有关国治、民治、法治、人性、教育、“道”与“理念”等哲学观点进行比较探究，解读二者的主张，启示当下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

　　关键词：哲学思想;老子;柏拉图

　　老子与柏拉图作为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哲学家，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与哲学发展。老子曾担任周朝的“图书管理员”，却想弃官退隐。他在《道德经》中既为底层百姓所遭遇的剥削与压迫鸣不平，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借此提出自己向往宁静和平的思想主张。柏拉图生活于公元前5-4世纪，这个时间段里的雅典城邦逐步衰落，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他出生于富有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反对民主制、主张奴隶主掌权。《道德经》与《理想国》是老子与柏拉图对统治者的建议书，也是他们所描绘的理想王国的蓝图。文章将二者对国家治理、教育制度、法律体系、人之本性、及他们思想的出发点——“道”与“理念”——进行比较，可以从不同方面探知中西方哲学主张的内涵及形成原因，从而启示当下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

　　一、国家观

　　老子与柏拉图的“乌托邦”虽然均体现了对和谐的追求和向往，但二者在结构上有着本质差异。《道德经》第80章阐释了老子“小国寡民”的设想：统治者即“圣人”，鲜少颁布法令干预百姓生活，而是通过完善自身修为使百姓自然而然得到教化、社会民风淳朴。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百姓回归自然简朴的生活方式，人人生而平等，自给自足，几乎感觉不到“统治者”和“集体”的存在，生产生活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展开。因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无需过多接触，没有攀比、争斗、欺诈和压迫，也就没有战争，但军队仍可随时保卫国家安全、抵御外敌。一切回归最原始的状态，完全自觉地达到和谐平衡。但是，这种想法常被误解为历史和文明的倒退，其实，这是一种“能之而不为”的状态，也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一种体现。

　　当前，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给资源环境、生活质量带来巨大挑战。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给了我们极大的警示，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多、地大、物博的国家，如何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亟需探索。

　　纵观柏拉图的 “理想国”，他的设想完全不同。首先，公有制是基礎，共享能让所有人团结一致、祸福与共。因此，“集体意识”无处不在，连儿童都要由国家建立相关机构由专人统一培养[1]，这体现了一些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其次，互助与分工是两大重要特征，柏拉图认为城邦源于“个人无法满足自身需求，人人都缺乏许多东西”，因此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互为伙伴和助手，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城邦。而分工也导致了阶级划分，柏拉图根据天赋和才能将百姓分成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三个等级，不同等级侧重不同品质，界限分明。理想国的统治者是“哲学王”——最高尚、最有学问、懂哲学的人，人与人之间有严格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理想国里，财产分配、教育等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整个国家在遵循正义原则基础上产生。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提倡的是一种群居社会。

　　那么在各自的“乌托邦”中统治者该如何处理与百姓的关系呢?在老子看来，圣人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他提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须小心谨慎，把握好火候，不可太过扰乱民生，应遵循大道。有智慧的领导者总把自己置于他人之后，民众自会尊重、支持他。而领导者想要在上领导好人民，更须懂得谦下。“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领导者应明白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圣人不会固执己见，而会将百姓之心为心，倾听人民的呼声，关注人民的利益。时代在变化，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在改变，因此当权者须及时听取民意，及时调整大政方针。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也谈及君民间的利益关系、相处之道。“真正的统治者并不自然而然地寻求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会寻求被统治者的利益。”，柏拉图在构建理想国时呈现出和谐的理念，国家的形成是因为分工互助，而各阶级固定而不变化，个人专注于自己的特长职业，则可使国家健康有序发展，达到和谐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哲学王”无疑也应成为和谐的一环，作出正确的利益判断。

　　老子和柏拉图都认为统治者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先，都勾勒了理想化的上下关系，颇具社会主义色彩，强者对弱者的利益让渡，合理构成双赢。《道德经》中对于治国理政的部分观点，在我国仍被借鉴。习总书记曾提到，我国领导人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像“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要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时刻勤勉谨慎。

　　二、法治观

　　法律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二者在这方面的思想也各不相同。一方面，二者都倡导精简法律。老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法律不同、冗杂繁多，大多是对百姓义务的规定及行为的限制，且内容大多严苛。因此他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章中的风箱比喻巧妙地阐释了这一点：社会这个大风箱的内部是百姓的生活。烦苛的条令即木柴，不断被放进去，占用了所有空间，极大限制了百姓的言行，其结果必定是社会难以运转、百姓设法规避。另一方面，老子指出政府制定诸多条令犯了“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的错误。百姓原本内心纯净，而统治者却仅仅因为小部分恶人制定全局性条令，这反而导致百姓的误解，对政府失去信任。因此老子认为比起繁琐的条令，治理天下更应遵循自然朴素的客观规律——“道”。同样地，柏拉图认为“向善良诚实的人们发号施令地规定海港、市场等事务是不合适的”[2]，因为他们本就能够按照规则行事，过于详细的法律反而妨碍了正常生活。此外，“规定只见于语言和文字”，所以人们并不会遵守，这些法律也不会持久。在柏拉图看来，人们的行为植根于所受的教育，社会问题的解决更需要依靠塑造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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