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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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近年来，社会对于各类文化遗产的关注度逐步提升，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艺术和文化领域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2009年，金陵刻经处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四川德格印经院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之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让金陵刻经处

　　摘要：近年来，社会对于各类文化遗产的关注度逐步提升，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艺术和文化领域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2009年，金陵刻经处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四川德格印经院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之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让金陵刻经处本身也成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之一。因此对金陵刻经处所承载的这样一个“活化石”级别的技艺该如何保护和发展，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除了雕版印刷技艺的非遗保护之外，金陵刻经处本身包含的建筑遗存和经版楼内的大量经版同样也需要受到关注，这些物质文化遗产诉说着金陵刻经处150余年的风雨历程，其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输于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所以有关金陵刻经处的文遗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从技艺保护、经版保护两方面入手研究，探索刻经处保护和发展之路。

　　关键词：金陵刻经处;文化遗产;技艺保护;经版保护

　　一、金陵刻经处的技艺保护

　　(一)传承现状

　　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主要包括刻版、印刷和装订三个流程，其中包含二十多种工序，这一系列流程和工序全部都由人工进行操作，以手工的方式完成。其中以刻版流程中的写样、上样和雕刻最为重要，如果出现错误就会使整个刻版过程失败。

　　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以来的150余年时间里，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艺始终在这里传承，与其他大部分手工艺类似，刻经处的刻书技艺也是通过家族、师徒相传的方式保持传承的。根据金陵刻经处的资料显示，现在刻经处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人主要由两位，分别是第六代传承人马萌青和第七代传承人邓清之。

　　马萌青出生于1963年，他在1981年金陵刻经处第二次恢复建设时被招进来，成为一名雕刻学徒，跟随师傅学习雕版印刷技艺。到2009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之后，马萌青便成为了这项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

　　邓清之于1991年学校毕业之后来到金陵刻经处工作，她是当时金陵刻经处唯一的学徒，同时也是唯一的女性。在第一位跟随的师傅因故离开之后，邓清之开始跟随马萌青学习雕版印刷的相關技艺，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到2009年申遗成功之后，她就成为了第七代传承人。

　　2016年，金陵刻经处获批成立了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金陵刻经处传习所，这一传习所的建立也对金陵刻经处“师徒相传”的传承方式进行了创新，能够为金陵刻经处带来更多的人才储备，使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可以更好地传承下去。

　　(二)传承难点

　　一般来说，许多传统的手工技艺都采取了一师一徒的传承方式，但时至今日，在现代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和信息的需求瞬息万变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传承方式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传统技艺保护的要求了。

　　1.经济的限制

　　金陵刻经处自1866年创办以来，经常会出现经费紧张的状况。杨仁山健在时，金陵刻经处的经济一般由他亲自筹集，有时会受到来自他的学生和朋友的赞助，如果遇到经济实在困难之时也可以变卖杨仁山从国外带回的各种仪器和制作的天地球图以渡过难关。到了杨仁山逝世之后，金陵刻经处因为续刻《大藏辑要》的原因导致经费越发紧张，至1922年(民国十一年)后刻经的业务就渐渐停止了，仅剩的流通业务也在苦苦支撑几年后因战事停止。

　　到1952年后，金陵刻经处开始了第一次恢复工作。1956年，金陵刻经处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事业单位，并获得了一定数目的经费补助，这也使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流通业务得到了重振，让刻经技艺得以继续传承下来。随后金陵刻经处又经历了文革，业务再次停止，直到1981年在赵朴初主持了第二次恢复工作之后，刻经处的刻经事业一直持续到现在。

　　金陵刻经处本身作为以弘扬佛法、流通佛学、研究佛教的机构，从创立之初就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其收入一般主要依靠国家拨款，但仅靠拨款等收入只能保证刻经处的日常开销。

　　2.技艺的要求限制

　　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一般的学徒从入门到出师所需要的时间约一到两年，在现代社会下，一到两年的学习时间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即便接受长时间的学习周期，但真正开始学习后，平时枯燥乏味的雕版过程也会让人半途而废。除了学习时间长和学习过程枯燥两个缺点以外，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还要求学习人有一定的书法、绘画基础，这样才能理解技艺中的一些艺术元素，学习起来也会更加容易，这一点也限制了刻经技艺的传承。

　　二、金陵刻经处的经版保护

　　金陵刻经处现存经版约12.5万余片，包括金陵刻经处自刻经版49093块、江北刻经处22968块、支那内学院15605块、北京和天津刻经处22852块、北京三时学会经版1102块、苏州玛瑙经房经版3760块、苏州洞庭西山经版1681块、上海金刚道场经版85块。①

　　从创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后，金陵刻经处先后遇到了数次难关，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和文革爆发后，金陵刻经处的整体业务都完全停止，而其中的经版保存也不能妥善保管，能够不被大量破坏或掠夺一空而留存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今，金陵刻经处的经版得到了妥善的保管。自2009年申遗成功以后，金陵刻经处的经版保护工作就得到了高度的关注。2010年，用于经版存放的经版楼得到了改造和翻新的机会，在改造工作完成之后，金陵刻经处就拥有了一个恒温恒湿并且兼具展览功能的经版保护环境。

　　即便如此，由于金陵刻经处现在依然在进行印经流通活动，为减少经版的损耗，对于经版的数字化工作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式。另外，金陵刻经处一般不对外开放，所以依靠博物馆宣传、展示的功能，或许可以提升金陵刻经处经版以及雕版印刷技艺的认知度，提升社会对金陵刻经处的保护意识。

　　推荐阅读：《中国文化遗产》(双月刊)，主管单位：国家文物局，主办单位：国家文物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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