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生年考期刊网发表论文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07-09 16:2812

摘要：关于西汉着名理财家桑弘羊的生年，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桑弘羊出生于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一种认为出生于景帝四年，还有一种认为在景帝二年。从有关论述看，这三种观点都是依据于两条记载。一是《史记》卷三○《平准书》（《汉书》卷二四下《食

　　关于西汉着名理财家桑弘羊的生年，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桑弘羊出生于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一种认为出生于景帝四年，还有一种认为在景帝二年。从有关论述看，这三种观点都是依据于两条记载。一是《史记》卷三○《平准书》（《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相同），其文云：“（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一是《盐铁论》卷四《贫富》所载桑弘羊的自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

　　因为这两条记载都说桑弘羊十三岁时开始做官，而桑弘羊的自述又有着明确的历史年代，乃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的发言，所以从逻辑上说，只要能考订出其“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由此上推，即完全可以确定桑弘羊的生年。

　　然而，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所谓“六十有余年”，究竟是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抑或只是六十年的大约说法，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确定。因此，凡主张“六十有余年”“乃谈话时约计之词，不必真有六十几岁”者，即认为桑弘羊当生于景帝五年。例如：

　　盖弘羊所言之“六十有余年”，既为十三岁服官后获禄受赐之年数，而弘羊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为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由此上溯，至武帝建元元年，恰为六十年。诸书均未言弘羊曾事景帝。故其为侍中时，至早不能超过建元元年。其曰“六十有余年”者，乃谈话时约计之词，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也。[①]

　　而认为“六十有余年”当为实指且强调桑弘羊未曾事过景帝者，即提出武帝继位实际在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是年十月始改为建元元年，由此下推到始元六年，“恰巧为六十一年，与桑弘羊居官的年数大致符合”，故桑弘羊出生于景帝四年[②]。以上二说都主张古人一般讲虚岁[③]，由此再上溯十三年，则应当加上十二年。但如果桑弘羊确曾事过景帝，并把十三年看作周岁，也就可以把桑弘羊的生年最早推定到景帝二年。例如：“桑弘羊年十三侍中，为汉景帝后二年；……因之，桑弘羊的生卒年，当为生于汉景帝二年，卒于汉昭帝元凤元年，享年七十五岁（公元前155——公元前80年）。”[④]

　　由此可见，要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其关键实际有三个问题：一是“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二是桑弘羊是否事过景帝，三是“年十三”究竟虚岁还是周岁。但就现有资料而言，这三个问题都很难完全解决。

　　以第一个问题为例，上述认为“六十有余年矣”乃六十年的“约计之词”，显然不确。对此，吴慧先生就曾作过比较有力的反驳。他说：

　　马元材《桑弘羊年谱》定桑弘羊生于公元前一五二年，硬把“获禄受赐的六十有余年”说成是“谈话时约略之词”，实际只六十年。“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其说不可从。症结就是忽略了武帝的即位在建元元年的上一年，因而断定是桑弘羊年十三进宫是在建元元年。[⑤]

　　李运元先生也辨析说：

　　按，弘羊乃精于计算数字者，所言年数绝不会含糊夸大，当有所本，绝不可能把“六十年”说成“六十有余年”。正因为如此，所以特在其后加上一个在语法上表“已然之事实”或表“言者语意之坚确”（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9—360页）之助动词——“矣”字。[⑥]

　　但即便如此，所谓“六十有余年矣”，究竟是指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甚或六十三年（由于是考证余年，故六十四年基本没有可能），我们也仍然难以确定。

　　再从第二个问题来看，许多学者都强调史书未载桑弘羊事过景帝，因而桑弘羊的入仕只能在武帝即位初年。但是根据同样的理由和推论，我们也可以说史书皆未载桑弘羊未曾事过景帝，他的入仕很可能就在景帝时期。王利器先生曾提出：“桑弘羊当是在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以赀为郎的。”[⑦]这种看法即值得人们重视。

　　诚然，王利器氏的论证尚存在一些疏漏。他的主要依据是《汉书》卷五《景帝纪》载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其文云：

　　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因为他认为这一诏令复开“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之禁，所以主张桑弘羊就是在此诏颁布之后“以赀为郎”的。但商贾能否参加赀选，其本身即颇多争议。更何况，就算是能够商贾参加赀选，在从后元二年五月到十月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历法皆以十月为岁首），也很难完成诏书向全国下达、洛阳接到诏书后予以公布、桑弘羊参加赀选、然后以赀为郎再由洛阳来到长安、最后被任为侍中的全部过程。这从霍光筹办盐铁会议的时间即可以得到印证。据《汉书》卷七《昭帝纪》记载，盐铁会议的准备工作始于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诏举贤良、文学，到始元六年二月会议正式召开，前后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况且，为抓紧时间并确保会议的召开，霍光还专门让文学“乘传诣公车”[⑧]。卫宏《汉官旧仪》卷上称：“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这当然说的是加急的“弛传”，普通驿传和人员运输的速度则比较慢，而且也不能日夜兼程。另外，文学也主要是来自“山东”郡国，所谓“文学皆出山东”[⑨]。尽管许多郡国到长安的路程要比洛阳到长安远，但考虑到会议的紧急和重要程度，以及当时的交通状况[⑩]，我们仍可以清楚看出：即使桑弘羊的“以赀为郎”确实是根据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他的入宫亦至少要到景帝后元二年九月之后。故史载桑弘羊“年十三侍中”，“实际”也还是在景帝后元三年。

　　更重要的是，桑弘羊担任侍中时年仅十三岁，他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陪读，而并非被作为真正意义的官员（至少在前期并不具有官员的意义）。换句话说，桑弘羊的侍中头衔只是让他有一个进入宫廷为武帝陪读的名义而已。因此，桑弘羊的入仕也完全有可能是在景帝时期；那种认为景帝好老，“用不到这样的小侍中”[11]的看法，恐怕有些绝对。

　　关于第三个问题，古人一般皆用虚岁，但也并非都用虚岁。实际上，为了能够比较精确地说明时间，或强调一个人的特殊才能和经历，史家有时也采用周年、周岁来记载。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记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根据方诗铭先生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可知，秦昭王四十八年为公元前259年，而庄襄王死、秦始皇继位则是在公元前246年，其间恰好十三年整[12]。足见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年十三”，就是指秦始皇已十三周岁。再如甘罗，也是一例。《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称：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

　　然后在传中又记载甘罗说：“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13]可见这里所说的“年十二”，也是指其十二周岁。因此，就桑弘羊而言，由于少时即任侍中，为了强调其年龄之小，司马迁对他“年十三”的记载完全有可能用的是周岁。

　　其实，除了司马迁，桑弘羊的自述也说自己“年十三，幸得宿卫”。从桑弘羊精于计算和不无炫耀的口气看，如果能把年龄说得更小且更为准确，那么又为什么不说自己“年十二”——就像甘罗那样——而非要说“年十三”呢？这在情理上也令人感到费解。更何况，由于出生在上半年或下半年，用虚岁还有着虚一岁和虚两岁之分。即使“年十三”真的是说虚岁，我们也很难断言就一定是十二周岁。所以，完全认为“年十三”就是虚岁也存在着一定偏颇。

　　那么，究竟应如何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呢？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资料可以证明之前，这个问题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如果一定要说桑弘羊出生于何时，我们倾向于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所谓“六十有余年”，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六十一年。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推测，但它既符合于人们通常的理解，也与桑弘羊作为执政大臣不能信口雌黄且精于计算的条件相吻合。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把桑弘羊“为侍中”的时间定在景帝后元二年。这样一来，由于我们对“年十三”主张按周岁计，因而再加上十三年，即可以上溯到景帝前元二年。

　　[①]  马元材（非百）：《桑弘羊年谱订补》（按：本书系马非百先生1934年出版的《桑弘羊年谱》的订补本），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8页。又，陈直先生的《盐铁论解要》亦认为：“经过武帝五十四年，昭帝六年，共六十年，本文作六十有余年，是约略言之也。”（陈直：《摹庐丛着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69页）

　　[②]  安作璋：《桑弘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84—85页。

　　[③]  按：从武帝建元元年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140—前81年），共五十九年，若从景帝后元三年算，则为六十年。故以上无论主张“六十有余年”为六十年者，还是六十一年者，实际也都是的六十个年头或六十一个年头，而并非实足年数。

　　[④]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前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30页。

　　[⑤]  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9页注①。

　　[⑥]  李运元：《西汉理财家桑弘羊的生年和入仕指误》，载《经济学家》1998年第1期。

　　[⑦] 《盐铁论校注（定本）·前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页。

　　[⑧] 《盐铁论》卷一《复古》。

　　[⑨] 《盐铁论》卷五《国疾》。

　　[⑩]  参看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2页。

　　[11]  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84页。

　　[12]  另请参看于琨奇《秦始皇评传》，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309页。

　　[13]  按：《战国策·秦策五》的记载与此完全相同，可知《史记》的记载实际是抄自《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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