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和平发展面临的重大阻碍及挑战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0-12-01 10:2112

摘要：【摘要】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诉求。当今时代主题虽未改变，但和平与发展却面临诸多挑战。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单边主義、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阻碍国际合作，是当前世界和平

　　【摘要】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诉求。当今时代主题虽未改变，但和平与发展却面临诸多挑战。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单边主義、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阻碍国际合作，是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这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世界，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和平发展道路应是世界各国不变的选择。

　　【关键词】和平发展 全球治理 阻碍 挑战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诉求。回望历史，在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及数十次冷热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基于对战争灾难的深刻反思，二战后世界各国人民以“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确立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掀开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篇章。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主题虽未改变，但和平与发展却面临诸多挑战，要求各国认真思考、团结应对。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系统性挑战

　　首先，权力转移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挑战。大国间实力对比是构成国际格局的根本性要素。进入21世纪，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增大，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其中，中国经济的崛起最为瞩目，从1979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超过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约16%。1978年，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6.3%、日本的14.8%，到2018年相当于美国的66.3%、日本的273.6%。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7.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则由19.0%上升至38.5%。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从地理和文化上颠覆了“西方中心论”，改变了1648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居于主导、东方趋于从属的态势，世界更加平衡和多元。

　　第二，科技革命引发国家间竞争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挑战。在科技革新的推动下，人类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重大颠覆性技术将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权重进一步加强，大国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依托技术优势，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获取超额利润。1990年97.1%的专利由发达国家申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科技优势造就的新经济奇迹和竞争优势逐渐减弱。随着科技进入智能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呈现出分布式特征，出现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变化。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国际政治层面，权威的建立越来越取决于“共识”，而不再是“强权”。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伴随科技革新，许多关乎国家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一些国家创新的发展手段被另一些国家视作对抗的武器。可以确定，围绕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国家间竞争将愈发激烈，国际关系的“地缘”竞争将更多被“技缘”竞争所取代。

　　第三，民粹主义引发全球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挑战。国际秩序是指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新文化的同时，也冲击了国家间关系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层面，全球化使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使一些国家取得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但也使另一些国家滑向“边缘”地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显现，助推民族主义泛滥。在国家内部，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了大量传统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已很难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岗位。这使得一些国家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机会和希望，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相互叠加，使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困境，“反全球化”思潮日益活跃。

　　第四，逆全球化引发全球治理失灵的挑战。冷战后国家间壁垒的移除、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和交流网络，有力促进了人员、信息、生产资料、资本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与优化配置。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在世界范围内架构起了一个复杂网络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使全球系统性风险高企。随着各国相互联系日趋紧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客观需要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幸的是，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二战后由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乏力，全球治理失灵问题不断显现。从本质上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蔓延、全球经济危机频发、地缘矛盾升级，都和全球治理机制失灵有关。近年来，作为二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创建者和维护者，美国抱持冷战思维，断网退群，甚至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危机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对中国等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行动全力打压，严重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效能，使世界存在进一步滑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破坏国际合作

　　当今的世界变局是体系性变局，由此引发的系统性挑战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都有所体现。

　　推荐阅读：《中国道教》(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中国道教协会主办。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wyi/176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