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绘画类题跋的创作艺术与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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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键词：题跋;苏轼;绘画 一、引言 题跋，是书籍、字画等的题识之词，书于前者为题，书于后者为跋，统称为题跋。题跋作为一类短小灵活的文体，孕育并形成于魏晋六朝时代，到北宋时期已经成了当时文人们经常运用的一种文体，之后又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在题跋

　　关键词：题跋;苏轼;绘画

　　一、引言

　　题跋，是书籍、字画等的题识之词，书于前者为题，书于后者为跋，统称为题跋。题跋作为一类短小灵活的文体，孕育并形成于魏晋六朝时代，到北宋时期已经成了当时文人们经常运用的一种文体，之后又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在题跋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北宋时期对于推动题跋的发展十分重要。从这一时期开始，题跋逐步从不受重视的短章小品发展成为形式多樣的一种文体[1]。苏轼题跋文是宋代题跋艺术的典范，对题跋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突破了传统题跋的既定形式，丰富并拓展了题跋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在苏轼现存的3800多篇文章中，据统计，题跋有572篇[2]。因此研究苏轼的题跋对于整个题跋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苏轼文集》检索统计，苏轼的题跋中与绘画有关的约35篇。本文主要讨论苏轼与绘画有关的题跋文，着重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来理解其背后的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苏轼文学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思想及散文、诗词成就上，对其题跋的研究较少。郭隽杰的《苏轼题跋浅探》[3]、魏景波的《东坡题跋思想艺术浅论》[2]等主要是对苏轼题跋文的某一侧面进行分析。杨晓玲的《苏轼题跋文研究》[1]主要在脉络上对苏轼题跋文做了整体性的研究。具体到苏轼的绘画类题跋，张培婧的《论苏轼题画诗表现方式的特点及典型意义》[4]、陆艳阳的《苏轼绘画类题跋三题》[5]等主要对文本的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本文将尝试通过对苏轼绘画类题跋历史背景的梳理和艺术手法的分析，聚焦于苏轼个人经历的起伏，展现其绘画类题跋所包含的精神意蕴。

　　二、苏轼绘画类题跋的社会历史背景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的题跋作品大都是率性而作，他一生饱尝了身世浮沉、仕途坎坷的酸甜苦辣。独特的仕宦经历使得苏轼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世事变化、人生际遇的深刻思索。他的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展现了宠辱不惊、乐观旷达、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6]。

　　从历史上看，苏轼所处的北宋在我国历史上是文化昌盛的时代，有着浓郁的崇文重画的社会风气。宋代也出现了绘画文学化的倾向，最为显著的就是题画诗词的兴起。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美学家丹纳所说：“艺术家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伟大的艺术家背后都有相应时代社会大众的和声。”[7]

　　(一)北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

　　首先，政治上北宋以文立国，吸取了五代十国武将拥兵自重的经验教训，北宋开国初始即有意重文抑武，抬高文人的社会地位，形成了较为自由的社会言论风气。文人士大夫可以在文学创作中畅所欲言，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思，促进了题跋这一文体的兴盛。

　　其次，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经济的繁荣使得百姓丰衣足食，生活闲适，出现了柳永、秦观等叙述社会市井生活的著名词人。正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8]无论是生活上的丰富多彩，还是当时建筑、交通上的长足发展，都为题跋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文人雅客可以有大量的素材和便利的条件进行文学创作。

　　最后，文艺上整体兴盛。当时的北宋在绘画、书法和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绘画方面涌现了张择端、李公麟、夏圭、郭熙等名家，书法方面出现了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音乐方面主要在民间音乐领域涌现了多样形式，苏轼的题跋中就有《书文忠赠李师琴诗》《书林道人论琴棋》等关于音乐鉴赏的篇章。同时，题跋的短小精悍也要求作者具备书法、绘画、音乐等多元化的艺术修养，才能在方寸之间立言。北宋在许多艺术门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丰富的社会文化积累为苏轼题跋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灵感和素材[9]。

　　(二)北宋社会审美的多元化

　　唐代曾兴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古文复兴运动，主要由韩愈等人提倡，北宋初期延续了这一传统，强调“文以载道”，重文学创作的实用性和社会性，不太注重文学内在的审美价值。由于北宋社会形势的变化，人们希望有更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和抒发情感的渠道，社会审美也从过去的注重实用性、道统性，转变为更加注重文学自身的审美取向和展现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10]。因此，北宋的题跋文受到这一影响，开始变得不受固定形式的制约，篇幅也是长短随意，内容上有议论社会时政、逸笔随谈、论述古今等，体现了不拘一格的灵活。如苏轼在《论书》中写道：“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也。”[11]全文虽然只有十七个字，但精练地点出了书法的精髓所在，这是苏轼全集中文字最少的作品。在表现方式上，题跋既有直抒胸臆的性情书写，也有纵论家国的大气磅礴，因此受到了当时社会文人士大夫群体的热烈追捧。如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写道：“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在这里，苏轼充分发挥了题跋形式灵活、长短不拘的特点，通过精要纵论，简明扼要地在寥寥数语中将历史上的大家做了一番评点，将一幅画作提升到艺术史论的高度进行审视，丰富了画作的历史内涵。

　　(三)北宋思想大融合的历史趋势

　　汉武帝时期，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魏晋南北朝，佛家思想开始深入中国社会，特别是与道家结合，形成了佛老思想，成为当时许多文人的精神追求。唐代韩愈发起的古文复兴运动之所以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就是因为要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反对佛老思想的清谈取向[11]。北宋时期，社会思想呈现出大融合的状态，虽然当时还是尊崇儒家思想，但是对佛家、道家思想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苏轼则是思想大融合的典型代表，他所作的题跋体现出儒、释、道三家融汇一元的特点，并且对于一些佛道思想也有专门的论述。如苏轼在《书狄武襄事》中将狄青先人后己的慈悲大爱、爱护兄弟的长者之风、超越生死的无畏情怀进行了集中体现。苏轼还写就了专门评议佛家经典教义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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