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量与中国流动人口劳动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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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使用中国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第一胎是否是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本文发现子女数量从一孩上升到二孩对家庭劳动供给时间、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和自营劳动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其次，发现家庭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夫妻各自年龄上升而下降。妻子劳动

　　摘要：使用中国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第一胎是否是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本文发现子女数量从“一孩”上升到“二孩”对家庭劳动供给时间、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和自营劳动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其次，发现家庭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夫妻各自年龄上升而下降。妻子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孩子年龄上升而上升，丈夫则相反。本文结论意义在于在劳动力日益短缺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家庭生育二孩有助于增加劳动供给。

　　关键词：劳动供给时间;经商职业选择;自营劳动

　　一、引言

　　尽管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略微下降，但是2017年其人口总量仍然在2亿以上(约为2.4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是日本总人口的1.9倍，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量的四分之三，超过或者接近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随着未来都市圈和城市化的继续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放宽，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那么，流动人口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已有文献对流动人口的消费、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1]、配置效应[2-3]和对城镇居民就业与收入的影响[4-5]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然而，鲜有文献分析多生育一个孩子对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时间、职业选择(是否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和就业身份(自营或者被雇劳动)究竟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随着孩子年龄上升，夫妻劳动供给时间将如何变化。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在社会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供给人口不足的背景下，愈发显得重要。

　　从逻辑上看，多生一个孩子具有激励家庭提高劳动供给时间的一面。多增加一个孩子将促使家庭增加消费支出。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双胞胎家庭平均月总支出为3117元，高于“一孩”家庭平均月支出。与“一孩”家庭相比，“二孩”家庭不得不增加劳动供给时间，以支持更高的家庭支出。

　　此外，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除了增加劳动供给时间以外，家庭还可以通过职业转换(比如向可能带来更高收入的经商商贩职业转变等)和就业身份转变(从雇佣劳动向自营劳动)等途径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支持孩子数量增加引起的家庭支出上升。然而，相关实证文献研究表明：子女数量上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具体详见文献综述部分)。因而，本文研究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数量增加的劳动供给效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和文献意义。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数据介绍与变量选择;第四部分是分析子女数量上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文献关于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它们不仅理论分析与基本事实不一致，而且实证结论也不一致。Becker(1985)[6]和Rosenzweig 等(1980)[7]研究表明生育率与劳动供给或者劳动参与率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养育子女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与精力，这很可能挤占本可以用于工作的时间。然而，一个难以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多生一个孩子将导致家庭支出上升，从而促使家庭为应对支出上升而不得不增加劳动供给时间(或者从事新职业或者改变就业身份等提高收入)。此外，照料孩子所需要的时间并非固定不变，它随着孩子年龄上升而趋于下降。

　　在实证上，尽管大多数研究通过寻找引起孩子数量变化的工具变量[8-11]，分析子女數量变化对妻子或者丈夫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但是结论并不一致。一支文献表明子女数量对家庭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比如Angrist 和 Evans(1988)使用前两孩性别相同或者第二胎是否是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表明美国家庭额外增加一个孩子(从两个上升为三个孩子)将减少妻子劳动供给，但对丈夫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分组差异或者不显著[8]。张川川(2011)使用第一孩性别作为工具变量，结论表明中国子女数量增加(从一个上升到两个孩子)会显著减少女性每周工作大约4.5个小时[9]。

　　然而，另一部分文献研究表明生育率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向并非为负，比如Griffen 等(2015)使用双胞胎作为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结论表明生育率对日本女性劳动供给的长期影响显著为正[10]。Zhang(2017)使用双胞胎作为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结论表明在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第一个孩子将降低女性劳动力供给10.5%，第二个孩子将降低女性劳动供给6.5%，而第三个孩子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11]。此外，Wei和 Zhang(2011)研究性别比因素对家庭从事工作类型的影响。但文献关于子女数量对家庭从事职业或者就业身份(被雇劳动或者自营劳动)的影响研究则相对缺乏[12]。

　　本文与既有文献差异在于：第一，大多数文献估计孩子数量从两个上升为三个对劳动供给的因果效应，但该估计对我国的参考意义有限。到目前为止，我国家庭生育第三个孩子属于非法行为，难以在全社会普遍提倡和推行。在当前全面二孩政策下，子女数量从“一孩”上升为两孩属于合法生育，其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值得进行探讨和估计。第二，使用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子女数量对中国家庭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第三，文献较少关注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职业和就业身份方面的影响效应。

　　三、数据介绍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2013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估计流动人口子女数量从一个提高为两个对家庭劳动供给时间、职业类别选择和就业身份转换的影响。

　　《子女数量与中国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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