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过程视角下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条件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12

摘要：摘 要：在《制造绿金》一书中，弗里德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以美国生菜产业为例探索新技术应用的社会过程与社会条件，突出强调了劳动者生产组织命题对一项新技术采用的重要作用。同时有关作物结构的分析为商品系统分析方法的提出以及世界商品链、

　　摘 要：在《制造绿金》一书中，弗里德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以美国生菜产业为例探索新技术应用的社会过程与社会条件，突出强调了“劳动者生产组织”命题对一项新技术采用的重要作用。同时有关作物结构的分析为商品系统分析方法的提出以及世界商品链、食品体系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不仅拓展了农业社会学研究的边界，也为中国农业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劳动过程;劳动者生产组織;作物结构;社会条件

　　作者：李阳阳

　　20世纪70年代，农业社会学在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之下诞生[1]。此时学界对于农业分析的主题主要聚焦在小农农业或家庭农场持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因此形成了恰亚诺夫学派以及与此相对的新列宁主义学派，后者认为农业内部以及农民阶级之间存在强烈的分化[2]。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工具的改进往往会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嵌套着社会关系的革新。因而，在农业资本化进程中，何种因素影响新技术的采用至关重要。作为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的弗里德兰(William H. Friedland)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农业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探究生产中分化的农业、雇工与一种新技术采用之间的社会互构过程。

　　一、弗里德兰及其生活时代的美国农业

　　(一)弗里德兰及其“农业观”

　　弗里德兰(以下简称“弗氏”)出生于纽约州斯塔顿岛(Staten Island)的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高中毕业后，曾在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上工作了10年，并成为了一名劳工组织者。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者布洛维等人的影响，尤其关注社会运动与劳工组织相关问题以及权力集中在全球农业公司时代下农业领域的农民和农场工人问题，并在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论述相关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氏认为农业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自1970年代开始形塑的农业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于农政转型的推演理论，例如列宁关于农民分化的理论。其次，早期关注于农政问题，现在关注于转型时期家庭农场的持续性现实，以及资本主义农业如何与现代工业农业相区分的问题[3]。弗氏则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农业之下的农业转型与农民的分化研究。在他看来，农业与其他非农业生产部门一样最终会依据生产特性进行分化，只是因其不同于工业生产的属性，导致农业经历了比其他工业部门更慢和更不平衡发展过程。前资本主义时期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种植者可以单独完成从种植到收获的全部阶段。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农业生产被工具制造、资本、设备、种子生产与灌溉等一系列的劳作过程所分割并加以控制[4]16(见图1)。劳动过程的分化直接为资本主义渗透到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进而，农业企业得以有机会通过拥有机器控制劳动力生产，改变农业的劳动过程，同时从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攫取利润。

　　鉴于此，1981年他撰写了《制造绿金：生菜产业中的资本、劳动与技术》(Manufacturing Green Gold： Capital，Labor，and Technology in the Lettuce Industry)(下文简称《制造绿金》)一书，试图以技术变革打通自然科学的技术研发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宏观的囊括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农业社会学模型。该书成为了从劳动与组织角度分析农业技术应用社会过程的经典著作。

　　(二)《制造绿金》撰写的经验背景

　　对于该书的主题而言，在经验层面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其一，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一战之后的黄金时期，继而农业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赠地大学对农业科技的推广等诸多工作使得20世纪初的美国较早地迈入了一条农业资本化之路[5]。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农业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农产品大量出口，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大农场兼并小农场之势。主要表现为农场数目锐减，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场数达到最高峰700万个，到1978年底已经不足270万个。农业生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农业公司或者大农场手中。同时，技术、资金的投入使得美国农业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1977年底大农场农产品产量已达到全国农产品总销售额的85%[6]。

　　具体事件上，美国与墨西哥政府于1942年联合签订了支持墨西哥劳工短期到美国务工的项目——布拉塞罗项目(Bracero Program)。该项目主要是为了缓解墨西哥的就业压力，同时为美国农业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项目前后历时22年，于1964年解体。弗氏认为项目解体直接切断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蔬菜生产的劳动力供应，使得以往政策支持从墨西哥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机会丧失。在此转型时期，技术的采用往往根据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相对资本的价格状况进行调整。因而人少地多、劳动力缺乏且成本较高的美国，采用了劳动力节约型的农业技术[7]，走向了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之路。

　　二、技术组织变迁分析新框架

　　弗氏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产业社会学/组织理论作为理论基础[4]4-5。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区分，产业社会学强调成员在多种情况下和不同的环境中如何组织起来，这两种理论在1980年代之前并没有用于农业社会学的分析。鉴于此，弗氏尝试结合两个理论建立起技术变迁过程与生产组织社会结构之间的连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弗氏在书中直言，他关于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以布洛维和诺布尔的研究为基础，但是超越二者的研究范围。即并没有从阶级关系与阶级对立角度理解农业生产的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过程的研究也不仅限于生产和收获两个环节。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劳动过程理论，将农业概念化为生产和交换在内的社会组织系统。从劳动过程中抽离出生产的社会关系，并构造出以此过程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学模型(见图2)。

　　(一)机械化的组织困境

　　1.无结构的雇工招聘。布拉塞罗项目的终止切断了墨西哥的劳动力供应，引发了生产组织的变化而非一场单纯的技术变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不是有了机械就可以实现机械化”，农业机械化也从来都不是机械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8]。自1964年劳动力项目终止直到1980年代，生菜收割的机械化也并未完全应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镶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并没有形成与新技术匹配的组织结构。在生菜生产的劳动力市场中，以往劳工的招聘和组织不仅仅取决于种植者的组织，也取决于所涉及的技术实践和处理作物的方式。机械化之前劳动力的招募是一种无组织的结构市场，农业劳动的准入门槛很低。更确切地说，这种半内部化的收割工人，以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收割工作。招聘采用熟人介绍而非市场竞聘的方式进行，因而一名新收割工必须由一位担保人介绍才可以进入劳动场所。担保人与新收割工基于亲属、同伴与友谊关系，同时担保人为新收割工的过失承担责任[4]59-60。

　　生菜生产中收割工与包装工是最重要的工种，因而需求与劳动报酬也相应最多。墨西哥劳工在美国生菜生产行业中主要处于收割环节，因此劳动力供应中断直接引发收割环节的机械化，这也是在整个生产领域机械化最先开始的地方。除了收割工作之外，生菜生产中用工最多的生产环节当属间苗与除草，如何最大程度减少用工、节省成本成为生菜生产公司市场竞争的首要砝码。例如，作为此时美国生菜生产巨头的安特尔公司(Antle Company)巴德·安特尔公司(Bud Antle Company)，现在为美国蔬菜加工巨头都乐(Dole)的子公司。在20世纪后期曾为美国生菜行业的巨头，与著名的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合作推动塑料薄膜包装技术应用于生菜保鲜，并曾在生菜真空冷冻、运输、包装等方面一度成为整个生菜行业的技术风向标。 采用温室育苗的方式，在生菜生产的源头施加药水以控制杂草的生长。

　　然而由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工人效率极高，机械化系统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种植者和运输商不愿尝试一种新的收获系统。因此，种植企業通过为墨西哥劳工办理绿卡，同时依靠之前建立的劳工担保人关系网络来保证劳动力供应，努力维持着这种旧有的生产组织结构。在弗氏看来，旧有的劳动力组织结构是阻碍机械化应用的主要原因。应用新型农业收割技术对种植者来说，则要建立一套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力组织结构。

　　2.节省人力尚未发生。在机械生成与使用之间有着技术推广的社会过程。不可忽视的是生菜收割的技术转型包含着技术变迁与既有社会条件不断互构的复杂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已经开始从政策上禁止美墨两国劳动力流动，但在生菜生产中仍未实行机械化收割。弗氏预测生菜机械化替代率只有25%，相比番茄99%的替代率而言，生菜的机械化似乎并没有大幅度地减少雇佣工人。同时，机械化的使用并没有带来整个生菜生产流程人员的减少。在系统性的收割技术之下，仅仅是收割工人数的降低，同时随着机器效率的提高所需其他流程人员增多，塑料薄膜包装人员、机器协调、维修等工作人员的内部化产生。通过对比机械化收割前后劳动者的生产境况，弗氏认为机械化收割仅仅使得技术变得先进了，原始劳动关系(primitive labor relations)一般而言，最初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发展建立在原始积累过程和原始劳动关系过程之中。原始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发展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劳资关系的严重不平等。资本家通过“过度延长的劳动时间”“强化劳动和工资形式”以及“工资的下降和无偿劳动”等方式，形成一种对劳动者的专制性支配。而劳动者无法与企业相抗衡，进行关于劳动工资、条件、福利等方面的谈判。 仍旧未变[4]41-42。布拉塞罗项目解体之前，棚户工人(shed workers)受到《国家劳动关系法》的保护，然而田间工人(field-workers)被排除在外。此外，田间劳动力比棚户劳动力更为便宜，不仅因为它没有工会组织，而且它可以通过墨西哥人不断移民到美国而获得大量的供应[4]65-66。

　　(二) 作物结构的阻隔

　　在研究生菜机械化之前，弗氏主要分析了番茄生产的机械化过程。他认为布拉塞罗项目的终止在番茄行业中是致命性的，并且迅速导致了番茄收割的机械化。具体而言，由于番茄生产中廉价劳动力和可控劳动力的集中性，劳动力项目终止切断了生产者对劳动力的控制[4]133。为了大幅度减少劳动力需求，达到高于之前劳动力系统的效率，整个生产系统进行了改造。最终机械化的应用使得番茄收获过程类似于工厂的生产系统，其雇佣人数从1964年的5万人下降至1972年的近2万人。同时更重要的是，番茄是一种一次性收割农作物，即从植株上收获之后就进入加工阶段[9]，而与生菜复杂的商品体系不同，因而其机械化更容易实现。

　　在弗氏看来，生菜的复杂生产体系主要来源于其不易存储的特性。不同于小麦、玉米等稳定的可长期储存的农产品，生菜更容易成为一种“赌徒经济”式的作物。即生产者面临生产一箱15美元的黄金，还是2.5美元的经济灾难这样天差地别的选择，因此需要更加缜密的组织结构来运行[4]43-45。此外，更为关键的是生菜作为美国重要的国民蔬菜，需要满足家庭一年的消费需求，52周送往全国各地，甚至进行国际贸易出口到亚洲、欧洲等地区。因此种植商们会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种植面积与时间，形成同一片田野之下生菜成熟期不一致的田间市场。故而生菜行业的机械化会形成比番茄机械化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生菜的生产主体是由高度专业化，且全面掌控整条产业链的企业生产。同时生菜生产也需要大量的技术与机器设备，导致个体种植户难以跟随生菜行业的技术跑步机，整个行业向更大的一体化公司方向发展。在布拉塞罗项目终止后，美国生菜生产商开始用机械与技术“制造”出“绿色的金子”这一进程。他们与农业院校合作，相继研发了一套包括真空包装、冷藏、运输以及收割等的一系列配套技术，使得利用技术制造出“绿色金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推荐阅读：广西农业厅主管几本学术期刊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nye/199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