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理性视域下的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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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以深度訪谈的方式，追踪、考察自S村流入B市的5户进城农民工家庭，对进城农民工家庭可持续生计资产、能力、策略进行考察，管窥我国中部地区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现状。在观察第一代农民工社会行为、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生存理性的基础上，建议中部城市

　　摘 要：以深度訪谈的方式，追踪、考察自S村流入B市的5户进城农民工家庭，对进城农民工家庭可持续生计资产、能力、策略进行考察，管窥我国中部地区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现状。在观察第一代农民工社会行为、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生存理性的基础上，建议中部城市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从“国家政策”“社会分配”“服务输送”三方面提升社会制度、群体以及资源配置的包容性与创新性，建构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场域。

　　关键词：比较个案研究;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可持续生计场域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由教育部主管、华中农业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双月刊。读者对象主要是从事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的科研、管理及教学人员。

　　一、研究背景

　　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 652万人。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2016年提高了2.2个百分点[1]。回顾国家统计局2008至2017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8至2012年，41至50岁农民工占比增长较快，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持续增长。2013年以后，41至5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大致持平，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然而，50岁以上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比重开始连年冲高。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

　　图1 2008-2017年我国41-50岁、50岁以上农民工在总量中所占比例

　　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相呼应，本文所研究的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以前出生，年龄在40岁以上，率先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农民工。伴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健康水平的下降，第一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日趋处于劣势，面临回流农村与落户城镇的两难选择。因此，全社会亟需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以期在现有政策体系内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充分的社会福利支持，补充其可持续生计要素，改善其生存环境，有效应对我国日趋显现的老龄化问题。

　　可持续生计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学界对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定义往往随着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目标的差异有所不同[2]。最初，可持续生计研究源于Sen[3]和Chambers[4]对解决贫困问题的研究。Scoones在Chambers研究的基础上，将可持续生计定义为：某一个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活动组成。如果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进而恢复，并且在不过度消耗其自然资源基础的同时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产，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5]。纳列什·辛格和乔纳森·吉尔曼指出，消除贫困的大目标在于发展个体、家庭和社会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6]。本世纪初，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2000)、美国援外合作组织(CARE，200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分別提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农户生计安全框架”“可持续生计途径”等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并得到了广泛认可。此后，生计资产、能力和策略逐渐成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所关注的三个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在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广泛采纳DFID建立的SLA框架，围绕可持续生计框架的5个方面：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政策机构过程、生计策略、生计输出，开展实证研究[7]。亦有学者尝试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于农民工生计问题的分析[8]。

　　与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相关的另一核心概念是生存理性。与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动机与行为模式，主要是为缓解经济压力而形成的“生存理性”。斯科特曾指出：生存伦理是根植于农民社会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道德原则和生存权利[9]。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社会行动准则中的“生存理性”，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农民经济理性的界定，亦有别于中国传统小农的“经济理性”抑或“社会理性”，而是第一代农民工在农村与城镇社会生活交互重叠下的一种生存选择，是行动主体在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追求生存需要满足的意愿和行动逻辑。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理性与其社会行为及可持续生计场域的形成密切相关。本文将追踪、考察第一代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资产、可持续生计能力和可持续生计策略，了解第一代农民工在生存理性原则指导下，如何维持可持续生计。同时，尝试从水平、垂直和横向迁移视角比较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实践，厘清第一代农民工在生存理性原则指导下，构建自己的生计场域的核心影响因素。

　　二、研究对象及案例地的选取

　　本研究以A省B市5户进城农民工家庭中的全部第一代农民工家庭成员为研究对象。5户家庭中每户至少有1位第一代农民工家庭成员来自B市H县S行政村，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地缘、血缘、业缘关系的单元式个案研究对象。B市地处淮河中游，是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市，2018年总人口367.81万。S行政村位于B市西南部，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既缺乏内部的自主开发，也少有外来资本的介入。自1990年以来，村民中进城打工的人数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了在本村常住人口的数量[10]。本项研究样本的选取是基于对S行政村41户流出人口的长期追踪与调查。考虑到研究经费和研究能力都十分有限，本次研究依据实际研究的需要对就近流入B市市区的5户第一代农民工家庭成员进行了深入访谈。通过深入访谈，关注他们的可持续生计，力求以微明宏，管窥我国中部地区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厘清其可持续生计困境的核心所在。

　　图2 5户进城农民家庭中第一代农民工家庭成员的关系

　　三、第一代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现状

　　(一)可持续生计资产

　　1. 家庭物质资本。从土地、住房和存款等方面来看，S行政村5户第一代农民工家庭中，目前有4户留有耕地，1户家庭没有耕地;有2户家庭没有购买商品房，1户家庭由于欠高利贷卖掉了仅有的1套商品房，1户家庭购买3套(共计280m2)商品房，1户家庭通过拆迁还原获得2套商品房(共计160m2);其中，有2户家庭拥有约5-10万元存款，1户家庭拥有约200万存款，有2户家庭分别欠下了12万元和80万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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