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公有经济：科学发展最有力的所有制根基——与吴敬琏商榷》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2-20 14:3512

摘要：摘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形式的规律正在强制地为自己开道，惩罚违抗者。以科学发展为综合特征的现代先进生产力客观上选择的是最适合其本性的优化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基本的微观基础，发挥出

　　摘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形式的规律正在强制地为自己开道，惩罚违抗者。以科学发展为综合特征的现代先进生产力客观上选择的是最适合其本性的优化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基本的微观基础，发挥出日益强劲的引擎作用。那种要“尽快消灭国有制”的观点损害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必须矫正。中国经济学人应当用大量事实解述公有制的优势，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公有经济优势；私有化

　　马克思说过：“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支配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们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并在后边这句话的注脚中特地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经济规律“是一个以当事人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并且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经过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现代生产力的综合特征，那么反复出现的大量事实（安全、节约、宏观调控、社会公平与和谐等）同时证明：经过改革优化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乃是适合这些综合特征最好的经济形式和最有力的支柱。实践胜于雄辩，不管人们主观意愿如何，不管吴敬琏先生如何赞颂科尔奈“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的战略，客观经济规律还是“强制为自己开辟道路”：我国现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运动总是选择公有制作为它最重要的根基和支点。面对长时间的亵渎和丑化，现在是到了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肃清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理直气壮地论述公有制优势的时候了。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综合要求

　　人们经常说，衡量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是非得失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毫无疑义，这是绝对正确的。问题在于怎样全面理解和运用它，而不致走向片面化曲解。

　　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有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到社会实践中，就是生产力标准（列宁称之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主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当怎样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标准呢？邓小平特意加上了“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重要定语，就是必须从整体上、从生产方式的联系上把握这个标准，而不能使之片面化、孤立化、绝对化。第一，不能仅看一时的经济效益，还要看长期的效益，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后劲；第二，不能仅看一个单位和一个地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全局的影响，包括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第三，不能仅讲某一时段的效益，还要看大的历史阶段的战略效益；第四，不能仅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生态效益。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近视和庸俗，例如认为能赚钱就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甚至有人荒唐地主张发展“妓女院”、赎卖毒品。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这就要求全面系统地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

　　自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我们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升华，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生产力，改造和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概括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就同原来理解的单纯追求GDP和产品数量的发展生产力要求有着重大差别，丰富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

　　在这基础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时代的特点出发，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继而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就再一次升华了对经济社会规律的认识、对现代先进生产力综合特点的认识、对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

　　从人与物的关系上突出了人的核心地位，即生产力的主体是劳动群众，为劳动群众谋利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就更加鲜明地凸现了人是生产力中具决定性的力量，以高素质的劳动者及其创造性的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首要特征，而不能见物不见人。

　　从经济因素和经济资源的横向联系上突出了全面协调，把握不平衡——平衡之间的矛盾运动，更好地在各个层次上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实现良性循环的合力，防止和克服经济社会各种失衡状态。这就要更自觉地运用好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两只手”的耦合，尽可能地减少重复建设、结构失衡、市场无序、管理乏力等各种社会浪费，把多层次的科学管理纳入生产力的综合要素。

　　从发展时序上突出可持续性，统筹短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辩证关系，克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克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短期行为，注重人的安全，防范国内各类风险，涵养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后劲。这就同单纯追求速度、竭泽而渔的发展观和生产观区别开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乃是人类发展的一条新的规律，也是现代生产力的一大特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资源匮乏的大国尤为重要。我们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又丰富了社会主义节约规律。

　　从对生产力运行轨迹的认识上突出了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集成，尤其把“第一生产力”、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提到“中心环节”的地位。就是说，先进生产力的标准不但注重经济效益，而且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自主创新推进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而超越了片面强调个人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老观念、老模式，而以综合效益来权衡生产力的优势，扩大“效率”的外延。

　　从发展的目标上突出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性，力求实现整体良性循环，即经济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与社会的循环、经济社会与自然界的循环、国内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循环。上述四大循环都是整体经济社会的子系统，既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又相互影响和制约，矛盾错综交织。如果其中有一个循环或子系统中的某一环节出现偏差和障碍，就有损于整体良性循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它体现了现时代各国发展共同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殊规律的统一，其精髓在于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真正走向良性循环的经济。

　　我们全面深入地领会科学发展观，必须升华对生产力标准的认识，善于把握现代先进生产力综合集成的特征。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制度安排的重要前提。

　　公有制经济最适合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要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必然选择它最适合其基本特征所要求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如果对照近几年发生的事实，就可以发现：最能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恰好是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而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作为辅助力量，完整地实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近几年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形成了一股贬低、诋毁国有企业的风潮，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如一些学者散布国企“冰棍效应”（即自然融化，赶快卖掉或送出去），刘小玄先生宣判“国有企业的财务利润基本上是围绕着零而波动”，“唯一的方式是寄托于企业的民营改制”（即“私有化”），吴敬琏先生要实施“尽快消灭国有制”的战略（原话是在讲“私有部门”加快成长时有意引用了前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的话：“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吴说：“我认为这种分析不仅对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同样有重要意义。”）这股风吹偏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改革思路，刮乱了企业运行和发展的正常秩序，传染了企业管理者化公为私的瘾癖，助长了一些官员“权钱交易”的贪欲，冷冻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地位和权益，造成了一些人短期暴富的良机。一言以蔽之，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毫无效率、毫无希望，只有被私有经济所取代了。公有经济、国有企业果真是这样一团漆黑吗？历史实践做了否定的回答，而那些官商勾结、鲸吞公产、破坏环境资源者却愈来愈多地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被一些学者捧为改革“样板”的顾雏军就是其中一例）。

　　通常人们爱用前29年即所谓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机制和业绩作为佐证，说明它是低效的。这并不全面。事实上，就在那一时期国有企业对生产力也是具有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两重性。1957年毛泽东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能够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总体说，我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在前29年依靠国有企业建立起来的，主要工业产品增长了几十倍，国有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达到14%（当时包括税收），在世界上也属于高效率的。当然，由体制僵化，也有不适应的一面，尤其在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弊端渐显，出现过几次低谷。然而，经过改革已经逐步优化，开始释放巨大的活力。平心而论，我国为什么能够在后27年保持着9.4%的年均速度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如果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宏观调控是软件，那么强大的国有经济则是最重要的硬件。没有硬件，任何软件就没有发挥作用的依托。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一方面在改革中实现自我完善，一方面又承担着整个国家改革的主要成本。在国家税收中国企的贡献占2/3以上，保证了对各项改革和社会稳定的成本支出；它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占70%以上，直到2004年还占57.5%，在扩大内需中起了支柱作用；对平抑物价，它是一个重要的稳定盘，在27年中出现过三次大的物价波动和一次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但都能有效地控制住了，其中国有企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支柱和经济后盾；27年中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电力、大型船舶、军工、铁路运输、国际航运、民航、邮政电讯等等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国有企业保证了稳定的供给；在大型工程建设中，特别是三峡枢纽工程、小浪底枢纽工程、西气东输工程、青藏铁路工程、核电工程、大型火电工程和输电工程、航天工程等，主要依靠的还是国有企业的力量，地方建设的许多项目往往由国有企业分摊1/3（除纳税外）；在科技创新中，许多科技含量高的拳头产品和攻关技术，包括已占出口产品60%的机电产品，大量地是国有企业创造的；现在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最主要的也是靠国有企业的贡献。

　　可以设想，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国，在27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假如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支撑，那我们将是什么样子？比一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吧，那些受新自由主义误导的国家是什么样子？转轨后的俄罗斯十几年的历史厄运，超过了苏德战争的损失；拉美的不少国家历经大动荡、大挫折；印度也经过了多年的徘徊；就连东南亚发展较快的国家还无法抵挡金融风暴的冲击。再讲得远一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支撑（虽然体制上有弊端），它能够击败希特勒的1000万军队吗？我们不妨用这些事实反思一下，就可以看出国有经济的强大支柱作用。放弃了国有经济，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的基本优势。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杠杆，国有企业则是一个最有力的支点；如果说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是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国有经济则是提供强大动力的发动机和维系动态平衡的稳定盘。我们是一个大国，情况十分复杂，面对自身经济尚不发达又要体制转轨的国情，面对国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而又需要援助一些国家的局势，没有国有经济这支顶梁柱，我们怎么能在改革开放中高速发展呢？恐怕连独立地位也难保住。苏东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垮掉容易，再恢复就太艰难了。

　　对照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现代先进生产力综合特征的要求，我们再来具体看一看以国有企业为主骨干的公有经济的优势：

　　（一）由公有制消除了剥削、以共同富裕为宗旨，就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突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便于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上看，2003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45-50%；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中年均提高13.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平均7%以上，而私营企业从1990年以来职工工资年均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上下。过去国有企业安置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70%，到2003年仍然占42.8%，高出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从本质上看，它最能保持和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舍得花本钱提高职工素质。所以，它最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相比之下，一些私营和外资企业设法压低职工的工资和降低劳保、安全条件，主要雇佣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还经常拖欠工资，有的企业连起码的安全、劳保设施都没有（矿难2/3以上发生在私矿），有的剩余价值率达到200%；收购国企转制后大量职工生活无着落。人们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私营企业与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平均相差25倍以上，高者达几千倍；而国有企业中则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是相对公平的。

　　（二）由于公有制经济从根本上克服了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奠定了企业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统一的基础，不是单纯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牺牲社会和职工的利益，它就能够适应市场的同时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微观层次上寻找耦合。所以，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以支持国家财力的税收为例，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过去占70%左右，这几年由于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下降，其税收比例虽有下降，但2004年仍达到10086.1亿元，比上年增长28.2%，占当年税收的近50%，占整个财政收入的38%。其税负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可见，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以工补农，支持西部大开发，主要依靠的也是国有企业。国家能实现物价的基本稳定，除了靠国有银行之外，还要靠国有企业支持。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国企起着表率作用，信誉度最高；而一些私营企业则千方百计损害消费者利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肆意偷工减料、短斤少两，特别是药品、食品已经成为一大公害，每年造成浪费和危害近万亿元。没有国有经济这一大稳定盘，全面协调发展则是不可能的。国有企业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

　　（三）由于公有经济遵纪守法、注重社会效益和提高职工素质，集约化程度高，他们对资源的节约、环境的净化在各类成分的企业中也是最好的，其发展趋势更符合社会主义节约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化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象宝钢的降低物耗能耗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鞍钢工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济钢、包钢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作出表率，华能集团创造了超临界发电技术，大大降低能耗和污染。资本家的节约则是以对社会的浪费和增加工人人身支出为前提，而国有企业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个弊端，同私企相比，它们更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煤炭的回采率为例，国企煤矿要比私企煤矿高出1-2倍。目前一些私企肆意损害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煤矿、铁矿、金矿、钼矿、钨矿等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其价值约占GDP的3%以上。可见，国有企业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由于国有企业宗旨明确、规模巨大、人员素质较高、技术设备先进、企业纵横联系广泛、对外协作和谐，最适合于集中度高的集约经营和科技创新。目前，国企登记国家专利最多（约占国内企业的80%），一般都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R&D的投入较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70%左右出产于它们之手。在科技创新中，许多科技含量高的拳头产品和攻关技术，包括已占出口产品60%的机电产品，大量地是国有企业创造的。国有企业是实施新型工业化的主力军，是自主创新的骨干力量，是体现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最佳结合的载体，它创造的国家品牌最多，有许多项目已占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其他成分的企业所不可比拟的。

　　（五）由于国有企业是目前我国先进生产力最基本的载体，又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它又是实现整体四大良性循环的主要支柱。经济上它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以科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五大环节（突破以往的四大环节）组成的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它消除了人们之间根本利益冲突，最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统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正是私吞国有资产造成的）。它作为科技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又必然成为实现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先锋力量。至于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循环，国有企业乃是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主角，“走出去”利用世界资源最主要的还是靠国有企业高技术的“航空母舰”。从对增强综合国力的贡献看国有企业，它不但是国家财力（税收）的主要源泉，而且是战略性物资的主要提供者，特别是有关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的产品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供给的。我们经常说没有强大的工业，便没有强大国防，没有实力，就没有我们的国际地位，实际上依托的就是主导我国工业的“第一长子”。

　　当然，我们不是说非公有经济完全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私营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在就业方面相当显著（近50%），涌现了一大批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由于其机制灵活，在不少方面显现了高效益。但它们不能充当主力军，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陷。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们在充分肯定私营企业的作用和优点的同时，指出它的负面效应，并不是要全盘否定私营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国有企业既不能一味护短，也不能全盘否定。对私营企业和“向私营企业改制”也是如此，不能总是拍手叫好、隐恶扬善，而不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比如有人说：国有企业（或公有制）容易产生腐败，其中包括有的经营者从事“体外循环”，如果深入分析，主要出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并不是先天的不治之症。而私有企业呢？则最爱利用腐蚀手段，运用各种方式收买官员，进行钱权交易（特别是管理层收购），或许这也不能全视为先天的不治之症，发达国家就已经有一套治理它的相对完备的法律。我们认识这些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使之不断优化（包括小型企业对管理层收购的规范化、透明化）。对于国企和私企，都不可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把脏水带孩子一股脑全泼出去，所谓“尽快消灭国有制”就是从根本上消灭社会主义经济，使得我国连维持独立的力量也没有了。这是极端有害的，绝对不能容忍！

　　不要拾西方的牙慧而要行社会主义创新

　　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吴敬琏先生，作为中国经济学大家应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而不应唯洋是从，更不能追捧着背弃社会主义的“跳蚤”学者去做宣传。吴先生“尽快消灭国有制”论起码有两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是市场经济同公有制的关系。他认为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而容不下公有制。这恰好是西方保守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陈旧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新则在于以公有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同时发展多种成分。市场经济作为交换关系的总体，它选择的是可供交换的产品质量和价格，而不是生产经营产品的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现在不是连西方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消灭国有制吗？而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是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效益。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提供的数据是：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2004年末比1997年增长71．9％，达到10．16万亿元；实现利润增长11．4倍，达到5312亿元。就是说资产每年递增7.5%，利润每年增长43.3%，效益增幅等于资产增幅近6倍。国有经济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仍然达50％左右。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销售收入仍占优势比重，在军工、石油、电力、民航、电信等行业占90％以上，在铁路、煤炭等行业占80％以上。另据财政部日前完成的财务会计决算统计，2004年全国13.6万户国有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实现利润总额7368.8亿元，比上年增长54.5%，高于整个工业利润增长总水平。在对国家财政贡献方面，国有企业实际上交税金总额10086.1亿元，比上年增长28.2%，为税收总额的近50%，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38.3%。国有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9.6%，较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综合起来看，所谓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围绕零波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再一个观点，是公有制企业能否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问题。在吴先生看来，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先天地位就不可能培育出好的经营机制，唯一的出路只能通过产权改革实现私有化。这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经营管理形式有相对独立性，它同企业所有制性质并无“门当户对”的姻缘关系，不同所有制企业可以选用适合它经营业务的任何一种管理形式。在实践中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大量活力旺盛的国有企业都是将深化改革同严于管理密切结合的，实现管理创新的，其中也包括借鉴了国外管理经验。这正是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主题。

　　上面我们论述国有企业更适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从总体上讲的，并非说它现在已经尽善尽美。从现时实际情况分析，目前制约国企发挥质量优势的主要有两条：外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难点很多（包括企业负担重、环境差、行政干预过多、职能部门违法乱纪等，特别是“权钱交易”的腐败毒瘤危害）；内部科学管理与配套改革需要下硬功夫。从理论上说，管理具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重性，强化管理必须与改革相耦合。从大量的事实看，切实落实“管理科学”，乃是带动配套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治本之策。每个企业都应当从实际出发实现管理创新，推动配套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从事业务、市场行情、组织基础、经济实力、技术水平、人员数量与素质、所处环境、资源禀赋、管理经验等等各有其特殊性，不可推行一种模式；尽管可以借鉴国外的管理理论，但因其情况不同，也不能照搬洋教条。这就需要针对本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抓住要害，对症下药。

　　当然国有企业实现科学管理最关键的又是靠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就要改革、优化干部制度，选准、用好、激励、保护优秀企业家。国有企业的一把手起着关键作用，往往是一个优秀企业家可以救活一个企业，赋它无限生机。相反，一个坏的领导者则可以断送一个好的企业，有的企业毁就毁在一批败家子手里，但往往他们上有保护伞，下面有小团团，内外勾结，“体外循环”，那就不可能搞好企业的管理。这里涉及我们的用人机制，依我看，它是比产权改革更加深层的经济关系，属于生产资料与人结合的最关键层次，是公有资产人格化机制的核心。

　　对于国有资产要有专人负责，就是实现资本人格化。从理论上说，既然私人资本可以实现人格化，公有资本当然也可以实现人格化。所不同的是前者资产归自己，后者资产不归自己，却能认真负责地经营，实际上西方股份制中的独立董事和经营者多数也实现了人格化。对于公有经济的经营管理者来说，最基本的是三条：一要有高度负责精神和高尚的品德；二要与个人利益相联系（如经营管理者合理的薪酬制度）；三要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和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这应当成为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机制，深化改革应当把这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不是以“恒产”换“恒心”。

　　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产权改革，而正确理解它的内涵。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就是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包括实施符合产业链要求的资产重组，做强做大。而在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支配权等归属清晰之后有专人负责，在运行、流转中资产不能流失。但这仅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内容，更不是私有化。为此要明确两个不等式：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私有化。实现股权多元化，建立股份制，是产权改革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增强国企活力的唯一模式。现在看来，只要沿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路线深化改革，公有经济、国有企业将会在推进科学发展中发挥日益强劲的引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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