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渐进改革下的权贵资本主义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09-07 14:1612

摘要：许多人以为，中国的私有化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就可以避免苏联当年休克式的断裂和真空。其实，无论是选择什么方式，这其间争论和矛盾的宿命都注定无法避免。 有一句话说得好，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未来，在查阅苏联和俄罗斯那一场世纪大争论、财富转移大场面的时候，

　　许多人以为，中国的私有化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就可以避免苏联当年休克式的断裂和真空。其实，无论是选择什么方式，这其间争论和矛盾的宿命都注定无法避免。

　　有一句话说得好，“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未来”，在“查阅”苏联和俄罗斯那一场世纪大争论、财富转移大场面的时候，我除了惊叹当时那种财富的掠夺比现在隐蔽的手段更加直接、火爆外，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当年的莫斯科在全国性私有化休克疗法中是一个例外，它竟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遗憾的是，莫斯科最终还是陷入了“国家（政府）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泥潭。这对于渐进改革25年来的中国，现在又开始反思向左还是向右，向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还是兼顾计划经济的某些优点，无疑具有敲钟和警醒的作用。

　　让我们记住当时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主任戴维－霍夫曼在《寡头》一书中描述的那一场大纷争。它除了财富转移过程中无规则下的攫财秘密、迅速暴富外，另一副展现的图景与中国颇为相似。

　　当年的丘拜斯和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对苏联原有计划体制的失败并不陌生，他们都曾是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但对于市场和个人资产的理解后来却导致两人大动干戈，比如对于资产私有化时，卢日科夫首先想到的是资产新主人的能力如何，而丘拜斯想做的是首先把资产分出去，然后让市场来决定谁是有能力的资产主人。这就涉及俄罗斯资本主义不同模式的核心问题。

　　丘拜斯梦想建立一种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本着竞争和公开原则，把生意和国家分开，让市场来决定谁胜谁负，但卢日科夫的模式相反，要以当权者思路为中心，有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城市本身成了商业活动中的主要参与者。

　　两人的矛盾在俄罗斯10月事件后激化，到了第二年春天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在1994年2月11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卢日科夫发誓莫斯科决不实施全国性的私有化方案，他公开抨击丘拜斯，指责丘拜斯对俄罗斯进行私有化的方式就像“一个醉鬼为了买酒喝，在大街上不惜卖掉身上所有的东西”。

　　当时叶利钦已经批准了盖达尔（副总理）和丘拜斯关于自由价格、自由贸易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方案，全力推崇的休克疗法。在当时他们看来，渐进主义就是死亡，它会加强既得利益者的势力，消灭任何改革的机会。丘拜斯说，认为改革可以温柔的、慢慢的、毫无痛苦的进行，使每个人都高兴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不过，“醉鬼”这个词激怒了丘拜斯，他回击说，莫斯科是俄罗斯私有化搞得最差的城市，只有2％的大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这是典型的官僚目无法纪的表现，私有化会让高官把他控制的资产交出来，而他内心里根本不愿意这样做，这些资产是他十几年的权力基础。”1994年3月23日，尽管卢日科夫反对，丘拜斯要在莫斯科对50家工厂进行公开拍卖。4月1日，卢日科夫进行了还击，他推迟了作为联合股票公司的企业进行注册，而这正是私有化进行前关键的一个步骤。丘拜斯指控莫斯科市长触犯了法律。他向总检察长呼吁，要求以渎职罪起诉卢日科夫。卢日科夫拒绝让步。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命令卢日科夫与全国私有化方案的步调保持一致，卢日科夫仍然拒绝服从。

　　争吵最终在1994年6月10日得到解决。叶利钦宣布卢日科夫获胜，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调解双方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所以他命令政府“莫斯科单列”。这个命令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叶利钦对卢日科夫表示的感激，感激他在1992年10月叶利钦与议会冲突时，对叶利钦的支持。当时叶利钦面临反叛的议会的暴力威胁，白宫遭到炮轰，里面躲藏着那些反对他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流氓恶棍。武装冲突导致145人死亡。

　　“莫斯科单列”的决定是卢日科夫建立自己莫斯科帝国道路上的关键性胜利。由此卢日科夫采取的是“莫斯科公司”式的模式重建莫斯科。他控制城市的资产--店铺、办公楼、工厂、宾馆、学校等，这些资产都是卢日科夫收入和权力的重要来源。卢日科夫戴着他那顶特有标准的皮帽子，每逢星期六都要围着莫斯科转，去建筑工地，后面跟着记者、随从还有情愿者。他会提出问题要求解释，询问蓝图规划，也会恨恨训斥不称职的下属。卢日科夫的雄心被认为是用建筑来定义和表达的：城市的新广场、公园、高速公路和新公寓大厦，这些都是他的注册商标。

　　后来，卢日科夫把莫斯科作为一个堡垒，他为了把城市的大门对外地人关闭而奋斗了好几年。未经法律批准，他擅自对住在莫斯科的每个居民强制实施了苏联时期的居住许可证。在苏联时期，共产党要求人民知道自己在哪里工作，家住在什么地方。1993年俄罗斯宪法试图彻底的取消这一要求，它保证所有的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流动，有权选择自己愿意居住的地方。但宪法只是一张纸，在实际生活中，卢日科夫比宪法更加管用，由于害怕移民潮会加重城市的税收，会加重城市资源的负担，他实施了居住证。在当时要搞到这样的居住证，需要花7000美金。

　　盖达尔后来说，莫斯科的经济生活官僚化非常严重，到处都是规章制度，这导致了普遍的腐败，每个与莫斯科市机构打交道的人都对此非常清楚，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莫斯科最终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网络，要做任何事必须进入这个网络，而进入的过程都是一个腐败的过程。卢日科夫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标签没有异议，当然批评家们则把这种任人唯亲的模式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因为它使得卢日科夫的朋友得到了实惠。

　　当卢日科夫决定在1995年把电话公司所得33％股份私有化时，他的私人密友叶夫图申科夫出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私有化的案例是个内部交易，它正是卢日科夫公开痛斥丘拜斯的那种便宜买卖，但这次他的城市运用的是同样的办法。

　　莫斯科这种渐渐式的改革，最终避免不了同样的宿命。然而，它拉长了痛苦的时间。这对我们的改革是一个警钟。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今天的上海和当年的莫斯科相比，竟有那么一丝类似，都是强政府的开发模式，都有着本国最好的建筑、地标、公园、高楼、基础设施等等，而实际上，通过一贯先行先试、屡出政界巨子的上海，应该可以窥探中国转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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