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及其现代性困境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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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 邹丹丹 摘要：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发展动力，作为新工具、新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了政府公共行政效率，并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现有生活方式，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工智能由主体人创造，人对技术的发现遵循着自然律，

　　作者： 邹丹丹

　　摘要：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发展动力，作为新工具、新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了政府公共行政效率，并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现有生活方式，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工智能由“主体”人创造，人对技术的发现遵循着自然律，但是日益进步的技术导致人主体理性膨胀，出现了现代性困境，人对技术依赖度越强，越受技术奴役，形成“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人类应理性使用新工具，运用哲学的思维规范AI伦理、拥有AI思维。

　　关键词：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理性;现代性困境;哲学原则

　　一、引言

　　人类技术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对技术理性的哲学反思，人在技术辅助下从自然中得到解放，却也自为地让技术成为奴役人的新方式。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认为，在物化的社会中人逐渐远离了劳动的本质，整个劳动过程意识不到自身的完整性，“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动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1]，由此劳动价值也被当做商品计算于机器生产的全过程。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看到了技术的政治工具目的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控制构建在提高生活水平与社会运转效率的双重基础上，是一种区别于恐怖压制服从的隐匿的政治统治力量。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正是技术的冲击，人们弱化了对宗教的盲目信仰并将技术的发展前景作为信仰，由此他将人与机器的发展关系分为“四个阶段”[2]：第一阶段是人依赖自然的阶段，人的认知还未认识自然仅停留于神话幻想;第二阶段是人对自然有一定感知并

　　从陌生的自然力量解放出来，以禁欲平衡生存;第三阶段是人通过掌握自然律实现社会技术化，又运用技术使得自然机械化;第四阶段出现了技术理性的膨胀，人利用技术成功开采自然并得到满足，随之技术理性开始走向反面成为奴役人的新力量。

　　综上所论，人与技术的关系起源于自然，利用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然对人的奴役，技术理性发展于人对自然工具的改进，却同时陷入所发明的技术矛盾中。显然，人工智能技术(AI)是人类技术的又一高峰，智能时代的现代性困境已经来临。

　　二、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根据IDC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的市场规模将从2016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470亿美元。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将从2015年的12亿元人民币增长至91亿元人民币”[3]。近年来，各国纷纷出台政策以促进AI行业发展，同时颁布一系列规定以规范AI市场。我国于2017年7月由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正式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发展层面，《规划》部署了“新时代人工智能‘三步走’战略目标，力争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4]。2017年，法国政府出台《人工智能战略》，呼吁“对新型技术进行‘共同性调控’，在技术造福社会的同时应更加强调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保护”[5]。2016年，英国政府发布《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与影响》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如个人隐私风险、技术掌握尺度风险、社会伦理风险、风险分配等，并初步规范了机器使用中的权责问题[6]。2016年，日本政府出台《第五期(2016—2020年度)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超智能社会5.0’新概念，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智能服务平台并协调其他领域智能系统发展”[7]。2016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提出AI应与人类社会价值体系、法律法规保持一致[8]。

　　可以认为，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广阔，但研发及使用中不可避免会对网络安全、伦理安全、公共安全等形成挑战，AI的现代性安全问题及其现代伦理建构已成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热议之词。目前，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会面临“技术奇点”

　　1993年，科幻小说家作家、计算机科学家弗诺·文奇首次提出了计算“奇点”概念。他认为，在这个点上，机器智能将取得飞速进步，它将成功地跨过那个门槛，然后实现飞跃，成为“超级人类”。，即一旦人工智能拥有的“智慧”超越人类，很可能会制约人类，反客为主，人类将无法控制自己所制造的“智慧机器”。

　　学术界也对“技术奇点”可能导致的现代性风险提出看法，讨论领域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军事方面，以探讨“智能军备”引发的“智能化战争”转型升级为主。程运江等认为，新智能军备能够使国家赢得战争主导优势，智能作战系统具备战场情况智能感知、目标智能识别、动力智能控制、结构智能变形等智能化功能，重点解决战时动态变化、智能决策、自主作战等关键问题[9]。

　　(2)贸易方面，以探讨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受限于发达国家为主。傅莹等认为，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持有高度戒备心理，在高新技术领域以各种形式防范、限制和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如智能芯片)发展[10]183。

　　(3)就业方面，以探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冲击为主。邓洲、黄娅娜认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四种效应，即替代效应、填补效应、创造效应、结构效应。替代传统部分岗位，填补人们不愿从事、不能胜任的岗位，创造出新就业市场，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这将不可避免造成短期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并拉开收入差距[11]。程承坪认为，AI符合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一般规律，但也有其特殊性，即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替代人的体力劳动也能替代人的“智力”，从未来AI的更新技术来看，存在完全替代就业的可能性[12]。

　　(4)法律方面，以探讨智能机器导致的人身安全如何判定为主。彭中礼提出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辨析理论，当机器受人指令运转或自主运行时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建议从其损害行为时的主体地位进行判断，只要人工智能還无法完全取代人类，那么应考虑对其进行有限度的主体抑制，限制其权利范围[13]。

　　(5)伦理方面，以探讨人工智能导致的传统伦理失衡、如何构建现代技术伦理体系为主。王天恩针对如何处理人机融合的关系平衡概括出四种伦理关系，即人类与智能机器伦理关系、人类个体与智能机器关系、智能机器之间伦理关系、人类自身伦理关系。在四种伦理关系基础上将消极伦理限制转化为积极伦理规则，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充分伦理支持[14]。

　　推荐阅读：《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是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和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承办的学术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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