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俗文学派”研究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核心期刊论文2014-02-14 11:451

摘要：内容提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奠定了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俗文学派。对于民间文学、俗文学以及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等五四时期同时涌现的诸多颇多重复又略有差异的概念辨析，往往是站在各自的理论立场做出的后解释。笔者力图还原郑振铎俗文学派的思想背景与

　　内容提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奠定了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俗文学派”。对于“民间文学”、“俗文学”以及“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等“五四”时期同时涌现的诸多颇多重复又略有差异的概念辨析，往往是站在各自的理论立场做出的后解释。笔者力图还原郑振铎“俗文学派”的思想背景与价值选择，在现代学术史视野下重评“俗文学派”，从而揭示在现代学术发展与学科分化过程中，民间价值是如何生成与裂变的。

　　关键词：郑振铎　“俗文学派”　民间价值

　　在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民间文学、俗文学、民俗学等诸多概念不仅标志着研究民间文学时的学科分野，也意味着以何种学术视角进入民间文学与文化现象。因而，纯粹意义上的概念辨析、标榜客观的学科独立不仅不可能，相反会加倍遮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话语产生的原生语境。只有揭示出学术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是怎样制约了民间文学、俗文学、民俗学等学科从重合到分离的不同走向，真正理解现代学者的不同情怀与学术追求，才能由此反观现代学术发展的道路，跳出理论与方法的自我循环，重新接续民间文学与当代民间的血脉联系。

　　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俗文学派”成为民间文学、俗文学以及民俗学在学科形成时期的一个重要纽结点。郑振铎的“俗文学观”影响了20世纪民间文学的学术理路。由于社会文化变迁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俗文学派”的价值意义始终未能得到正确评价。“十七年”时期，“俗文学派”被指为地主、小市民文学而趋于沉寂。新时期以来，俗文学研究重新兴起，分化为三种研究路向：一是依附民间文学研究，靠拢民俗学，淡化了文学属性；二是走向泛化的通俗文学研究，却往往采用雅文学的评价标准，丧失了民间新鲜泼辣的力量；三是严守传统学科界限的俗文学研究，重点研究变文、宝卷、子弟书，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重评“俗文学派”，重新定位它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的关系，对于反思当代民间文学的学术理路与研究范式至关重要。

　　《中国俗文学史》的民间价值悖论

　　1938年，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了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俗文学派”由此正式确立。郑氏此著奠定了“俗文学派”的理论构架与学术思想，是整个20世纪俗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的卷首，这样定义“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用“就是……也就是”的句式，郑振铎将“通俗”、“民间”、“大众”等不易辨析的概念做了等义对换。正如万建中等学者所指出的，在反抗正统文学的思想启蒙语境下，“俗文学”与当时的“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几乎是同义反复。人们既无暇细析这些概念的区别，更是一种有意的混用。谭帆认为：“作为诸多概念中最晚出者的‘俗文学’，几乎含蕴了‘民间文学’、‘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的所有内涵，取‘民间文学’之‘口传性’、‘集体性’，‘平民文学’之‘世俗性’、‘下层性’，‘白话文学’之‘语体性’、‘通俗性”’，逻辑上的重复“使得‘俗文学’之概念逐步失却了自身的‘定性”’，从而导致了“俗文学学科的含混不清”。

　　的确，郑振铎在现代性的框架下，建构了一个包容性最大的“俗文学”概念。“通俗”、“民间”、“大众”不但包括文体形式、文学特征，更体现了自觉的民间立场与价值选择。他研究“俗文学”的学术思想脉络，主要上承胡适的“白话文学”、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在思想启蒙的语境下突出其“大众”、“民间”的价值立场。

　　在郑振铎笔下，“俗文学”概念所统摄的“通俗”、“大众”与“民间”，都指向同一文学价值：源自大众，写大众的心声，具备着民间的活力。“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与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地、称心地不伪饰地倾吐着。”

　　“民间”在郑振铎的“俗文学”观里，主要在于真挚、鲜活，想象力丰富等特点。但与此同时，郑振铎并没有走向简单的民间崇拜。他一方面表彰俗文学“未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妍的色彩”，一方面又提出“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斫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赞叹“俗文学”的想象力奔放之后，又认为“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极顽强的粘附于其中。……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他对“俗文学”的价值保持着清醒客观的态度。

　　对民间价值的矛盾态度，并不只在郑振铎身上有。胡适“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胡适之所以将新文学的鼎革意义定位在“白话文学”这个形式的层面上，恐怕就有绕开这个民间价值悖论的考虑。想要以“平民文学”概念揭示思想内容层面上的意义的周作人则遇到更大的难题。他发表于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5期的《平民的文学》一文认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但不久又在1922年2月19日发表《晨报副镌》上《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认为“普遍”、“真挚”并非“平民文学”的专利，于是不得不勉强把“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视为两种抽象的精神分野：“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面对“平民文学”的价值缺失，只能重视通俗文学(包括民间文学)的学术价值，而对它的文艺价值几乎不置一词。

　　在致力于搜集民间文学、俗文学书面资料的郑振铎那里，这样的困惑就更有切身的体验。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一文曾经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几十年来的威逼、利诱、蹂躏、扫荡的种种打击之下，大众文学是久已被封锁于古旧的封建堡垒里，其所表现的，每每是很浓厚的封建的农村社会里所必然产生的题材、故事或内容；……今日所搜集的许许多多的各省、各县、各镇的歌谣，小唱本，鼓词，宝卷，弹词等等——我也曾经费了不少的时力在搜集这些东西之上——到底有几种值得流传下来的?如果我们不视之为研究的数据，而欲加以鼓吹、流通，那便真要‘谬种流传’，贻害无穷的了。……在技巧、描写的一面讲来，我们旧社会的大众文学，也是渲染着很深刻的古典文学的余毒的；许多摇笔即来的陈辞腐语，常是纠绕在他们的笔端，拂拭不去，扫除不尽。”

　　对比他在《中国俗文学史》里提及搜集“俗文学”作品的艰辛，这样的感慨不仅是苦辛杂陈的。“著者在十五六年来，最注意于关于俗文学的资料的收集。……壮年精力，半殚于此。……尤为困难的是，许多的记述，往往都为第一次所触手的，可依据的资料太少；特别关于作家的，几乎非件件要自己去掘发，去发现不可。而数日辛勤的结果，往往未必有所得。”1937年的“八·一三”，郑振铎藏于虹口开明书店一百多箱古书被日军炮火“烧得片纸不存”，以至于郑振铎不得不在第二年仓促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

　　搜集是这样的繁难辛苦，其文学价值又未能如意。这样的民间价值悖论如何去解决?

　　寻找本土中国的民间对象

　　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还是郑振铎的“俗文学”，在反叛正统文学时，都是将自身置放在文学演进的链条上，获取民间原动力，从而获得合法性的。面对民间精芜并存的原生状态，郑振铎力图总结文学演进的规律，揭示正统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互动影响，从而解决上述的民间价值悖论。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又给“俗文学”学科带来了新的内在矛盾。

　　在《中国俗文学史》里，郑振铎把“俗文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五类：“第一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等)，“第二类，小说”(专指话本)，“第三类，戏曲”(包括戏文、杂剧、地方戏)，“第四类，讲唱文学”(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第五类，游戏文章”。对“俗文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对“俗文学”构成中国文学史中心的论断，显然并不局限于“俗文学”本身，而是源自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判断。

　　郑振铎以现代的眼光，重构中国文学史，发现了文学演进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地在进展着。”但民间的真挚、新鲜与奔放的想像力又与思想保守、陈腐与猥亵等缺陷紧密交织在一起。郑振铎既不满于文人学士对民间精神的洁癖式改造，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显然会扼杀新鲜泼辣的民间生命力，又希望这种改造能在去除民间精神中负面因素的同时，并不损伤其真挚与创造性。因而，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他勾勒了这样一幅知识者与民间共同推动的文学演进图景：“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的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形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形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来。”这一论断后来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有关中国文学史演进的确论。

　　在《中国俗文学史》里，郑振铎进一步以民间价值为中心，展开对“俗文学”的研究。开宗明义，他概括“俗文学”特点为六：大众的、无名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然而粗鄙、想像力奔放、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对“俗文学”口头性、集体性等特质的指认，显然与郑振铎在此著中大量引用的词曲、变文、弹词等书面文本例证之间形成了内在的矛盾。

　　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到1938年的《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一直谈的是俗文学，把民间文学包括在俗文学之内。然而，无论是他对俗文学的概念定义，还是他对俗文学特征的总结，都是从民间文学出发的。对俗文学民间内涵的自觉追求，与他在论证时采用大量的书面俗文学文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因此为后人所诟病。

　　面对“俗文学”口传性、集体性特征与书面文本例证不相匹配的现象，刘锡诚、陈泳超、朱康、黄永林等学者通过学术史的梳理，一方面肯定郑氏结合传统学术专长，以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揭示俗文学对中国文学史演进的重要作用，将俗文学研究迅速推进到相当的学术高度；另一方面又认为郑氏未能区分俗文学与民间文学，造成其理论与文本例证不相匹配。

　　事实上，郑振铎并非对民间文学的口头样式毫无了解。在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发表之前(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发表于1924年11月23日《歌谣》周刊)，郑振铎的《孟姜女》一文就已经发表于1924年9月的《文学周报》。1927年6月，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中山狼故事之研究》和《螺壳中之女郎》。这几篇文章都注意到了民间故事的类型及其演变。在《中山狼故事之研究》中，他还开创性地用图解方法把所知各地流传的故事概要，列了一张大表。郑振铎认为这一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说：“把中国各地传说依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其根源与变异，那不是一件很伟大很有趣的工作么?”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流亡欧洲，在英法两国研读了大量的中国旧小说、戏曲、变文，同时也认真研读了西方民俗学的相关理论。他翻译了《民俗学概论》(毁于战火)，英国民俗学家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学习与中国俗文学文本的发现，两相作用之下，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兴趣开始从民间文学的口头样式转向了中国特有的旧小说、戏曲、变文、弹词等书面文本。这其间，郑振铎将有关俗文学的研究心得陆续寄回国内发表。回国后，郑振铎继续致力于旧小说、词曲、戏曲以及游戏文章等的研究。从1928年底到1930年间，他相继发表了《(水浒传)的深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杂剧的转变》、《佛曲叙录》、《传奇的繁兴》等，1930年9月随着《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册)》的出版，将俗文学的研究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系统研究之中。1932年《中国文学史》全书出版后，郑振铎仍觉意犹未尽，又特为他在《中国文学史》着重评述的变文、宝卷、弹词等俗文学做一专史。于是，乃有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

　　关注俗文学的书面文本，不单出自郑振铎个人趣味与学术专长的考虑，更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理论之后，对中国本土民间文学对象的自觉选择。考之上述郑氏以文学演进来解决民间价值悖论的学术理路，其实，郑振铎认为“俗文学”正是从民间到文人学士手中之时，尚不失其生气，又避免了过于粗鄙，这样一个较为理想的文学形态。

　　与“五四”时期其他学者重视口头样式，重视歌谣、民间传说与故事的搜集不同，郑振铎在变文、宝卷、唱本里发现了一个经过文人学士之手整理的，经过文学的精心组织，又尚保有民间生机的俗文学世界。在1934年6月《文学》月刊第2卷第6号发表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一文中，郑振铎不无欣喜地总结了足以改变中国文学面貌的新资料，分为11类：宋元词集、敦煌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歌俗曲、诸宫调、戏曲、散曲、小说、诗文及其它要集。这些新资料正是此后写作《中国俗文学史》的主要材料。由于郑振铎重在寻找民间的文学价值，俗文学就成了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为，歌谣也好、民间传说与故事也好，民间文学的口头样式不但残留着前述保守、陈腐等重大的缺陷，而且文学形式也毕竟粗糙鄙俗，学术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只有俗文学才是可以承载源自民间的文学价值的，独具本土特色的文体。

　　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以这一标准择取了从民间到文人学士之手的特殊文本。他夸赞变文、金元诸宫调“布局的宏伟、抒写的豪放”，又说：“唐五代的诸变文，是绝代的创作，宋金之间的各诸宫调，也是足以一雪我们不会写伟大的‘史诗’或‘叙事诗’之耻的。”对变文、宝卷以及俗文学书面文本的赞赏，是在分析了整个中国民间文学书面记录之后的一个思考。

　　受郑振铎的影响，从民间文学的口头样式起家，转向俗文学书面文本的研究的，还有赵景深、杨荫深等人。赵景深早期深受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翻译过英国民俗学学者葛劳德、麦苟劳克等人的理论著作)的影响，运用人类学派的理论研究童话与民间故事。但从30年代中期起，赵景深转向俗文学研究，先后出版了《读曲随笔》(北新书局1936)、《大鼓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弹词考证》(商务印书馆1938)。后两种都是该俗文学品种的开拓性研究。杨荫深早在1930年就出版了《中国民间概说》，在充分考虑中国民间文学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将民间文学分为三大类，即故事(神话、传说、趣话、寓言)、歌谣(童谣、山歌、时调、谜语)、唱本(唱词、唱曲)。包括宝卷、弹词、鼓曲在内的“唱本”，作为三大类中一类，占据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显要位置。1946年，杨荫深又出版了《中国俗文学概论》，全书建立了更为详备的俗文学体系，并把郑振铎因为专门研究太多而弃置不用的小说、戏曲再次列入，使俗文学研究进一步呈现出书面化的特征。

　　郑振铎的学术思考极大地影响了“俗文学派”其后的学科分化。从俗文学书面文本与民间文学口头性、集体性特征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终于造成了“民间”向“革命民间”与“通俗民间”的分裂。

　　学科分化中的“民间”裂变

　　《中国俗文学史》出版之后，俗文学研究的思路极大地影响了民间文学的学术走向。胡愈之、徐蔚南等提出的民间文学，概论大于文本研究，理论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颇有不符之处。郑振铎不但发现了俗文学这一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间文学文体，而且将它置放在整个文学史发展演进的链条中，通过对俗文学文本的详细解读，发现了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相异的，因而也是独具的文学价值。这就将“五四”以来提倡的“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落到了实处。郑著中口头性与俗文学书面文本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实在是白璧微瑕了。相反，郑振铎对俗文学价值的发现，开启了一条对说唱文学的艺术价值进行综合、立体研究的康庄大道。可以说，口头性、集体性民间文学特征的指认，是郑振铎对俗文学民间价值方向的理论设定。他又通过对俗文学书面文本的细读，发现并认定了俗文学的综合性艺术价值。

　　由郑著的启发，俗文学研究在40年代进入繁荣兴盛期。1940年，上海成立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在自己的章程、计划指导下建立了一支俗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在郑振铎影响下走上俗文学研究道路的赵景深、杨荫深等人各有俗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专著出版。上海、北平、香港三地分别有阿英、赵景深、傅芸子、傅惜华和戴望舒主持的六大《俗文学》周刊，都是俗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有关俗文学作家生平、作品考订、题材本事考述等相关论文大量发表，形成了一个研究戏曲、小说和说唱文学的高潮。郑振铎确立下来的以书面文本为主的俗文学研究对象，可以相当顺便地沿用考证、辑佚等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因而使40年代的俗文学派迅速走上学科化、专业化的道路。至此，俗文学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但是，严谨的学院化研究虽在实证与文学分析上均取得相当的进展，去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自足却反而失去了思想启蒙那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对于民间文学的口头样式，郑振铎其实另有看法。1929年，郑振铎在《研究民歌的两条大路》一文中，提出应该从民俗、研究民间的原始心理与风尚的角度来研究民歌。在书面与口头两种样式中，应当把目光“专注于后者，而前者却要以并非原始的真实的民间产品而见摈弃了。近代的学者，最看重的是从人民口头上记载下来的东西，而已见于书本上的经过改削的东西却是研究的第二种资料或不大可靠的资料。”显然，在郑振铎眼中，书面文本的俗文学体现了他心目中的民间文学理想，而口头流传的民间产品，则是民俗的原始记录，具有民俗学向度的学术价值。

　　他在二、三十年刊发表的《蝴蝶文学》、《老虎婆婆》、《孟姜女》等文，都是用西方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比较故事类型的演变及其根源，并由此渐渐导向民俗学的研究。他还开创性地使用古史材料研究民俗。发表于《东方杂志》30卷1号的《汤祷篇》(1933)、载《公论丛书》第二辑的《释讳篇》(1938)、发表于《文艺复兴》1卷3期的《黄鸟篇》(1946)、载《理论与现实》的《伐檀篇》(1946)代表了郑振铎在民俗学、人类学领域的新探寻。尽管他利用的仍然是书面材料，但研究思路却已别开局面。在最早写作的《汤祷篇》中，郑振铎不无开创性地要求研究者跳出古书，终结“古史辨”派的思路，利用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来重新研究神话和传说，发现古代社会的重要史实。

　　民俗学价值的发现，开启了另一条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抗战以来，受到战时客观条件的影响，关注民间文学口头样式的研究者在西南地区开始广泛展开田野调查工作。与北大歌谣研究会主要依靠征集的间接搜集方式不同，深入乡土的田野调查也转变了研究者的思考方向，他们大多放弃了文学性的考察，而将研究重心转向民俗、民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也出现相应的变化，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成为介入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学科，并由此形成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民俗学派”。

　　抗战后期，民间文学的延安学派崛起。它从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出发，越来越强调其革命性，并偏重对民间口头形式的改造新编。俗文学派内部，郑振铎、赵景深等人也都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一向反对“旧瓶装新酒”的郑振铎也开始支持俗文学的改造。1946年5月16日，他在《联合晚报-文学周刊》上发表《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并在该文中列举了具体的工作步骤：“第一步，把各地方的唱本，小剧本，以及其他凡有文字写下来，印出来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的图书馆，作为一个应用的和研究的基础。第二步，应该有若干人在人民大众的口头上搜集若干流行的歌曲而把他们写了下来。第三步，把搜集到的材料，加以研究，加以拟作，把新的精神和内容放了进去。”

　　即使是改造一个革命化的民间，郑振铎也还是主张先从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人手，再另行拟作。赵景深在50年代出版的《民间文艺概论》，也特别用几章来讲述民间文艺的写作技巧，并自认为这几章是全书的重点，可以指导青年写作民间文艺。

　　但是，俗文学这种向革命化民间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在郑振铎、赵景深等俗文学派的观照视野中，还仅仅只到古代文学领域的俗文学文体为止。他们还未曾思考俗文学进行现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变化。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他们努力尝试改造民间旧形式。虽然，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他们对民间旧形式的改造依然是先整理、后改造的渐进式变革。

　　激进的“革命民间”的脚步已经抵挡不住了。当代民间割裂了与极具生活现场感的俗文学的联系，只剩下最具革命性的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一书中，认为“‘民间文学’就是指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它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在这一理论出发，郑振铎的俗文学观被视为“资产阶级观点”，“俗文学”就这样被贴上了受统治阶级影响的庸俗的市民文学的标签。民间文学演进的线条就从郑振铎的俗文学转到了一个更具意识形态特色的，更为窄化的“人民口头创作”身上。

　　从“五四”发现的民间价值悖论出发，所呈现的“民间文学”、“俗文学”、“民俗学”的多种学术路向，现在被一个高度提纯的，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民间文学史体系遮蔽了。但，这是否是民间的真实面目呢?由民间文学的阶级化、纯化，导致了当代对民间文学“改旧编新”的种种争论。“文革”结束后，高度革命化的民间又急于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意欲恢复一个民俗、世俗的民间。然而，这个恢复“本然”状态的民间，究竟有没有找到“本然”呢?或者，这个“本然”是否又遮蔽了另一个当下的、鲜活的民间呢?考量从民间文学到俗文学，又到民俗学的学科演变，这个问题似乎依然存在。今天的俗文学研究大多严守学科界限，局限于古代俗文学的文本研究。民间文学则在去除了革命语义的影响之后，向民俗学偏移。然而，对民间文学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样式的研究，都逐渐陷入了博物馆化、遗产化的危机。当代民间又该向何处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