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明儒家思想中的法律制度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12

摘要：摘要：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都有着极为长久的历史，这二者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与结合，儒家思想对法制的影响究竟在哪些方面。本文通过分析儒家思想与唐代的法律制度，简要的阐明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这一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儒

　　摘要：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都有着极为长久的历史，这二者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与结合，儒家思想对法制的影响究竟在哪些方面。本文通过分析儒家思想与唐代的法律制度，简要的阐明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这一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律制度

　　一、概述

　　自春秋末年至今，儒家学派已在浩瀚的中华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历史最早诞生的学派之一，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腾飞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这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的儒生发展、细化，逐渐脱离了其最初单纯的学术地位，继而成为了中国社会一种最主流、最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价值观。随着汉武帝推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思想真正的成为了维护封建国家和统治阶级稳定最重要的国家机器。也正是基于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也受到了儒家思想极为深刻的影响。

　　中国从上古时期就有了法律的雏形，经历过三代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儒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逐渐被各诸侯国的国王拿来用作统治工具，随着各类思想不断的被采纳，中国社会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逐渐产生了萌芽；汉朝初期，汉武帝以史为鉴，推崇董仲舒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正式成为社会主流，也成为了中国法律的主要指导思想；随着历史的不断更替，遭遇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荡，也经历隋朝短暂的统一，历史的长卷上呈现了“大唐”二字，随着大唐的到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秦汉以来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出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大唐盛世。在这样鼎盛的背景下，法律制度也随之产生了新的特点，每一位君王都对法律制度有所改革或创新，同时，儒家思想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在唐代完成了统一，最终实现了“礼法结合”，所以我们说唐代的法律制度为中国法制发展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

　　二、儒家思想中的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孔子作为其创始者，“仁”的思想是各个时代儒家思想的根基。虽然后代的儒生都对“仁”的思想做出了补充，但是“仁”作为儒家学派的本质从汉武帝起成为了历朝历代法律思想的核心。

　　孔子主张“复礼”，即建立一个贵族掌权、等级秩序分明的国家制度。孔子思想里蕴含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他认为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孟子因为生活于战国时期，思想中更多的抛弃了森严的等级制度，有“民贵君轻”的主张；董仲舒生活在秦后的汉朝，深知农民起义的威力，在主张“君权神授”的同时更产生了“德政在民”思想的雏形。“忠”和“孝”成为了“礼”的有一个核心，“忠”和“孝”作为一种精神应该成为人不可缺少的品德。仁的思想以及礼、忠、孝，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法典中，成为了历朝皇帝立法思想的本源，无论是刑罚上的“德主刑辅、立法并用”，调节经济活动、协调人民生活规定的“士农工商”、“婚嫁礼仪”，实行教育、选拔人才的“有教无类”、“征召”，都无不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儒家法思想主要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天下本位”，“家族伦理主义”，“民本主义”，“大一统的君主主义”，“中庸主义”和“礼治主义”。这些基本精神是对近千年来儒家思想的提炼和总结，孔子的“民本主义”、“道德齐礼”、“哀矜折狱” ，孟子的“省刑慎罚”、“执中权时”、“取于民有制”，以及荀子“治人重于治法”，董仲舒“天人感应”等思想学说都深刻的体现出了这一精髓。

　　三、唐代的主要立法指导思想

　　唐代初年，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唐初统治者深知人民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动静必思隋氏”认识到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道理。因此，在吸取的前代灭亡的基础上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在立法时，都注意贯彻了“民本思想”这一精髓。唐代主要的立法思想有：

　　（一）德主刑辅，德政在民

　　《唐律疏议·名例》中对于“德主刑辅”是这样定义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只用”，也就是说“德礼”才是治国的基本方略，而“刑罚”只是实现治国目的的一种手段，起辅助的作用。这与孔子“推崇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二）立法要宽减

　　这一思想是“德主刑辅”思想的一种发展和延伸。从汉初文帝“废肉刑”，景帝“减笞数”、“减刑期”，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废除宫刑”，设立“八议”、“官当”的制度，无论这些制度的本质是保护平民百姓或是贵族官吏，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制度都体现出了“法制人性化”的趋势。

　　（三）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法不可朝令夕改”，这是现在各国普遍达到的共识。唐代的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修订成册的法典很少修改，这一做法既保护了法律的稳定，也保障了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四）强调执法严明

　　笔者认为这一思想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有着同样的目的，即是在发挥法律功效之时维护其权威，发挥其震慑作用，这同时也是统治者追求的最终目的。

　　四、《唐律疏议》与儒家思想

　　《唐律疏议》融合了自隋以来的几乎全部法律，在收集的基础上整理，发展，作为集大成的一部法典《唐律疏议》也是我们研究唐朝法律与儒家思想最好的范本，也被后世称作“儒家立法之大成”。

　　从《唐律疏议》中，我们能看到儒家思想很深的印记。

　　第一，《唐律疏议》体现着明显的顺序与级别。从《唐律疏议》的篇目顺序来看，依次是：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这十二篇中第一篇“名例律”是总述，相当于现在的法律总则，其余篇目都遵循了一定得顺序，从涉及国家社稷的皇权大事，到琐碎凌乱的家庭小事，这一顺序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礼”，以国为大，以家为小；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有着严格的顺序，每一类刑罚中也有着数量、距离上的差距，体现出了轻重的程度变化，并且不同于奴隶制五刑的黥（墨）、劓、刖、宫、大辟，既有“礼”也有“仁”的体现；更深一层来看，篇目或者是刑种的内在联系不仅是程度或是顺序上的，蕴含着的是统治者深刻的“民本”思想，“先治国，后治家”，只有先安定社稷，消除社会上的隐患，人民才有可能安居乐业；严格的规定不同刑种和刑期也是对百姓的安抚，轻者轻罚、重者重罚，给予不同的犯罪不同的惩罚，既给了有心改过者一个机会，也让内心邪恶者受到应得的惩罚，既通过刑罚程度和刑期的不同警示了百姓，也让人民明白违反法律的行为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安分守己、克己奉公才是每一个人的本分。

　　第二，《唐律疏议》中包含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儒家思想主张“礼”，“礼法文化”的核心是“亲亲”、“尊尊”的等级秩序，必须严格的区分君臣、尊卑、贵贱，强调森严的等级差别是“礼”的本质特征，唐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法律的强制力赋予了等级制度约束力和合法性。一是定罪量刑中的“等级特权”。“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等都体现着森严的等级，以及不同等级之间巨大的差别；二是官员之间的等级。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包括军队的特殊等级制度，《唐律疏议》规定不能以下犯上，特别禁止下属侵犯本部门长官的人身权利，违者给予严重处罚。所以，《唐律疏议》遵循着严格的等级，所谓“下不能犯上，贱不可犯君”，这是如此。

　　第三，《唐律疏议》维护家族伦理。家族伦理分为两部分，大家伦理与小家伦理。大家伦理即国家伦理，《唐律疏议》中的典型范例即是有关于“十恶”的规定“十恶不赦”也从这由来，可见“十恶”是要处以极刑的。“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有涉及国家的大方面，也有家庭内的小圈子，虽然程度不同，但是一旦触犯，是任凭“八议”、“官当”等都不可被赦免的重罪。《唐律疏议》中规定的小家伦理也同样非常严格，小家即我们生活的小集体，一个家族中的伦理法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进而法律也对此有着明文的规定。一是关于家族内部成员。在家族内部，最著名的伦理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一伦理在《唐律疏议》中被明确的上升成为法律，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遵守，“子不可伤父、弟不可弑兄”，这些规则也逐渐成为了家族内部潜移默化的规则；二是家族成员与外部的关系。家长是每个家族的代言人，“事由家长处分”正是这一特点的最好写照；另外，“同居相隐”在唐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局限于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以互相包庇，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起也可以“相隐”，如：部曲即身份低微的贱民，如果部曲包庇主人，不仅不入罪，而且会被视为是极为忠义的行为而受到奖励；三是婚姻家庭与继承方面的变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夫一妻”和“同不婚”作为中国古代婚姻成立的原则性前提，在《唐律疏议·户婚》中有了明确的规定，这三个原则都与儒家思想中“礼”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婚姻缔结的程序也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秉承“礼”的思想，唐朝继承了前代的六礼，并加了“婚书”和“离婚”的有关规定，有了“婚书”，订婚具有了法律效力，对于儒家的“伦理”是一种保护，有了“离婚制度”，更加明确了在“七去三部去”基础上的“仁”与“和”，增加了“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更有益于婚姻的质量，适时结束不和法的婚姻，也是对封建家族的一种保护。家庭中，不置可否，还是崇尚“父权”与“夫权”，与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妇女的“三从四德”一脉相承；法律同样确定下来儒家传统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同时实行财产均分。

　　第四，在行政制度发面《唐律疏议》也与儒家思想高度的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设置，以及参与监督政策执行的监察机关御史台的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完善各级机关相互配合的同时还有强力的监察。

　　五、总结与概括

　　儒家思想促进法制的发展，法制的发展又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断发展中，儒家思想和大唐的法律都渊源流传。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完整的看到《唐律疏议》，还能从一行行真切的文字中体会着儒家思想的“仁”与“和”。直至今日，儒家思想都在法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就是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法制结合最好的产物，我们要铭记先贤的思想，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融入儒家思想的精华。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zfa/40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