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文化思想视域下传统武术文化论略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6-02 10:5212

摘要：摘 要：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子文化形态的传统武术纳入到费孝通文化思想分析框架之中，不仅可深度诠释传统武术的文化目标、文化本质及文化归宿，亦可拓展传统武术文化研究理论的空间向度。研究认为：(1)以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文化功能主义观之，传统武术的文化

　　摘 要：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子文化形态的传统武术纳入到费孝通文化思想分析框架之中，不仅可深度诠释传统武术的文化目标、文化本质及文化归宿，亦可拓展传统武术文化研究理论的空间向度。研究认为：(1)以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文化功能主义观之，传统武术的文化目标可归结为对“志在健民”文化价值的永恒实践与追求;(2)以费孝通先生“格局差序”思想中的文化差异观视之，传统武术的文化本质是迥异于现代体育“游戏”本质的东方生存实践之“术”;(3)以费孝通先生秉持的“文化自觉”思想观之，传统武术文化的现代归宿在于实现与传统社会结构关系的“解构”，及与现代社会结构关系的“重构”，并完成对自身内部各要素关系的现代性调适。

　　关键词：传统武术;文化思想;费孝通;文化目标;文化本质;文化归宿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思想巨擘，总结其一生的思想脉络可清晰地发现，先生终身以找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为己任——“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1]。故此，以费孝通先生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拓展对传统武术现代化转型议题的认知，无疑具备坚实的理论“合法性”。纵览费孝通先生的文化思想脉络可清晰地发现其“文化功能分析范式特征明显”[2]，“志在富民”“格局差序”及“文化自觉”是贯穿其文化思想的三条核心逻辑主线[3]。显然，该逻辑主线在考察传统武术文化的文化目标、文化本质及文化归宿三个维度上具有极强的本土社会学意义的理论适用性。故此，本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尝试以时间为纵向坐标，借助于贯穿费孝通人生不同时期的三个核心文化思想对传统武术文化予以审视。简而言之，费孝通文化思想中的“志在富民”“格局差序”“文化自觉”思想对厘定传统武术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目标、文化本质及文化归宿具有深层的启发性意义。此亦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1 费孝通“志在富民”思想下的传统武术文化目标诠释

　　“志在富民”是费孝通思想的终生学术主题[4]，该思想诞生于先生原创性的“文化功能主义”[5]研究范式理论实践，也是先生剖析文化议题的底层逻辑。从文化功能角度而言，人是文化价值与功能的实践主体，而费孝通先在回顾其终生学术思想时则明确主张，将人的主体性应从“个人、群体与社会” [6]三个具体层面予以具体考察的理论分析倾向。由此延伸，讨论传统武术之于个体、群体与社会的价值与功能，承接起了以费孝通先生文化思想审视传统武术价值与功能的具体分析维度。

　　1.1 传统武术之于个体的文化目标：对生命健康的养护

　　以文化功能主义审视传统武术，传统武术之于社会个体的功能是维系其生存的前提性基础。某种程度而言，费孝通先生所秉持的文化功能主義分析范式，对审视传统武术文化功能与目标提供了个体生物学的考察视角。由此延伸，可认为传统武术文化的目标体现为对个体生命健康的养护。

　　首先，传统武术是人类社会发展个体技击需要的产物[7]。早在原始社会，生产活动和军事战争产生了武术萌芽[8]。个体迫于生存压力不得已采取“技击”的具体手段，实现对周围事物的打击与防卫，以换取维系生命的基本条件。此时对武术文化中的个体而言，其对生命的保存与维系是首要的任务。武术文化的功能则自然地体现为对生物性个体人的生命维系之中。如基于一种“大历史观”的思路分析，原始社会的武术萌芽中已经明显地折射出对个体生命维系的最初文化功能的影像。其次，“拳起于易，理成于医”[9]的传统武术文化发展历程更加体现出了对个体生命养护的文化功能。《易经》为传统武术文化确立了处理天人关系的哲学基础——以二元论思想，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观[10]。《周易》非常重视人的生命及其运动规律，并对生命的养护持辩证的态度，从而反映一种对自然、对人自身生命现象的辩证认知观[11]。此奠基了传统武术文化对个体生命养护的根植性哲学基础，并为武术与医学相融合提供了前提。武术医学与中医学同源互补，相辅相成，在很多层面上武术医学是对传统中医学思想、内容及体系的补充与推进[12]。由此可见，孕育在传统东方社会文化中的传统武术，在对个体的文化功能上呈现出生命养护的文化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如郭志禹教授就从三个具体维度对武术之于个体的价值与功能做了高度的归纳与概括——“天人合一的自然强身观、物我合一的仿生健身观及物我合一的修炼康寿观”[13]。这也在文化功能的层面上显示着传统武术在满足个体生存及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目标与功能，而以上结论正是基于费孝通先生所秉持的文化功能主义思路所得出的。

　　1.2 传统武术之于群体的文化目标：对健全人际关系的调节

　　费孝通先生将群体视为由一个个的“生物人”所聚和而成的“社会界”——由“社会人”所组成的高层实体，并认为群体生活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14]。由此延伸，群体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单位，文化的群体价值与功能往往不全是文化之于个体价值和功能的机械性累积。因而，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群体价值与功能分析，是全面深化对武术认知的重要途径。显然，群体主要面对的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關系处理问题，故而探究武术文化的社会群体价值与功能，应立足于武术文化中个体与群体关系处理与把握的内在逻辑。

　　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时，传统武术文化表现出侧重群体利益以健全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特殊人文精神——忽略个体而习惯于看重个体集合而成的集体的人[7]。此种精神特质来源于儒学对社会人伦进行的不懈设计和改造。在打造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也深刻地内在影响了传统武术之于群体文化目标的定位。传统武术的群体文化功能的发挥则是建立在武术组织，抑或武术门户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原因在于武术组织的出现极大提升了个人与群体关系处理议题的频率。宋明之前武术群体的发育尚不完善，武术组织的实体只能依附于军队的形式维系其早期的存在。显然，军队是行动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此时个体利益面对群体的关系利益冲突，必然无法实现平等性表达。而唐汉之前以“士”和“侠”阶层的社会地位早已表明了，武术个体在处理与群体关系时已然处在了弱势。而后宋代开始的武举虽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武术个体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的认可通道，但其前提是建立在对儒学思想为根基的统治制度认可基础之上的。[15]

　　整体而言，武术文化中的个体在应对群体的利益与冲突面前，始终是被压制在儒法侧重群体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儒学宣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思想，以“仁爱”的概念将社会个体的责任引申为“博施济众”，从而奠定了社会个体让位于群体目标的“仁学”思想。并以此作为人际关系准则，借以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16]。儒家重视群体利益的思想认为，“利为一己之私，义为群体公利益”[17]，故而主张“仁义”的儒学在群体利益的侧重上呈现出了一边性的特征。换言之，以“仁义”治世的儒家，侧重群体利益，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协调互补[18]。得益于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流治世的文化基调影响，传统武术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时，也保持了与儒学一致的步调。即在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处理方面，侧重群体关系的协调，这也使得个体与群体关系始终维系在相对和谐的稳态之中，并折射出武术文化对群体和谐关系的文化目标与追求。

　　1.3 传统武术之于社会的文化目标：对强健社会治理关系的维系

　　费孝通秉承严复译著《群学肄言》中的观点，将社会理解为人类的群体[14]。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文化体系中最权威的因素，并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19]。故此，武术文化中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处理体现武术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武术文化在处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一以贯之地表现出对社会治理关系的旨趣，以此实现对和谐社会关系的维护。外表以战示人的武术在处理群体与群体关系上体现出的是“止戈为武”的和谐治世观，武术在群体间的关系处理上体现出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社会治理理想。如“干戚舞”就是记载舜帝处理两个群体关系时，采用“德华天下”，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20]

　　传统武术文化中涉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并不以征服为最终目的，而是讲求以“德治”构建对群体关系之间的稳定秩序。早在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就有“武有七德”的记载——“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也”，此为武术参与社会的治理奠定了基调[21]。《庄子·说剑篇》中“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则可被视为国家治理中的三层群体，庄子在向赵文王推介三种“剑”的过程中，实则体现以剑隐喻国家治理中的群体关系问题应依靠遵循自然规律与德行来实现的群体治世观。及至宋明之后，以武术门户为特征的武术群体形态发育基本完成，维系武术群体(门户)之间关系的武德更加切实有效地实现了对武术群体间关系的规制。诚然，明清之后武术与民间宗教结社之间的联系紧密，且为某种政治目的揭竿而起已屡见不鲜[22]。但数量众多的武术流派群体间并未产生较为激烈的冲突，此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传统武术在处理群体间关系方面对群体社会关系的维系作用。此外，武术门户(群体组织)具有“家族相似”[23]的特征，使武术门户内部形成了“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团结、互助、协调”[24]的关系，群体之间的大部分冲突可以被两个群体“大家长”以群体利益为重的原则予以化解。故此，传统武术在群体关系的冲突与化解方面很好地沿袭了儒“礼”的处理方式，与我国封建等级社会结构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我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秩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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