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生态语言学思想的必然性和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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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主要研究语言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是语言学理论及其应用价值的不断发展，对保护语言多样化、化解生态危机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有较大的贡献。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对生态问题的积极关

　　摘要：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主要研究语言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是语言学理论及其应用价值的不断发展，对保护语言多样化、化解生态危机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有较大的贡献。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对生态问题的积极关注得到了学界的好评。与注重弱势语言保护、提倡多种语言共存、维护语言多样性的隐喻模式生态观(将语言类比成生物)不同，韩礼德主张运用语言学的武器来面对生态环境危机问题。语言和语言学的能动性是韩礼德生态语言学思想的鲜明特色，生态问题进入他的语言学研究视野有其必然性，原因是他的语言学思想具有政治性，即他的语言学理论具有干预社会、关注社会问题、启发和影响民众的意愿和能力。他对语言的诸多理解，如社会意义符号说、系统说、意义潜势说、资源说，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关联，可以归纳为具有政治性的定义：人类语言是理解和行动的资源。韩礼德的语言学观与其语言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具有政治性，尤其是他的“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学，像语言本身，是行为方式、干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方式。语言学家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创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是为了做事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它是一种实践形式。韩礼德构建系统功能语言学有两个明确目的，既用来反映，又用来做事。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的政治性决定了其语言生态思想的必然性和政治性，政治性也是其生态语言学思想的区别性特征。

　　关键词：韩礼德;生态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必然性;政治性

　　韩礼德( Michael A.K.Halliday)生态语言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以下几个根本问题的思考上：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如何?语言学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能否有所作为?如何有所作为?

　　韩礼德认为，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复杂的。一方面，语言尤其是词汇语法融汇了人类对现实(生态是现实的一部分)的认知，是意识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生态、人们对自然生态的认知分别构成了语言的物质基础和认知基础;另一方面，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语言有能力塑造人们的意识，继而左右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实践，以此作用于自然生态。语言因而对生态具有反作用。[1]145韩礼德认为，语言学家也要积极面对生态危机问题，贡献一份力量。[1]172与注重弱势语言保护、提倡多种语言共存、维护语言多样性的隐喻模式生态观(将语言类比成生物)不同，韩礼德主张运用语言学的武器来面对生态环境危机问题，他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表达意义的方式是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许多语言学家不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语言学家并不一定非要关注生态问题。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关注生态危机问题，但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却与他们的语言学研究严格分隔开来，因为他们认为生态问题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于韩礼德而言，生态危机问题进入语言学研究视野有其必然性。自2016年以来，韩礼德模式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升温，主要围绕生态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2-3]、生态话语分析[4-5]等，鲜有探讨韩礼德生态语言学思想产生根源的研究。本文试图回答這样的问题：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里为什么会包含生态语言学思想?我们认为生态问题进入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是必然的，原因在于他的语言学思想具有政治性。而且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的政治性决定了其语言生态思想的政治性，政治性是韩礼德生态语言学思想的区别性特征。

　　一、何为政治性?

　　首先，有必要解释：何为政治性?

　　此处的政治性与党派没有关系，与政府也没有关系，但是与权力有关，不是指狭义上的政党权力或社团权力，而是指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影响性力量，是指干预社会、关注社会问题、启发和影响民众的意愿和能力。我们可以从美国著名的非裔女作家托尼·莫瑞森(Toni Morrison)关于小说创作的观点里获得对“政治性”这个字眼更深刻的理解：“小说应该有美感( beautiful)、有力量(powerful)，而且还要有用。它要含有某种东西能启发人、某种东西能开启一扇门并指明方向、某种东西能暗示冲突何在以及问题的实质。但是小说不必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小说不是个案研究，更不是秘方。……如果说我写的东西叫小说，不管叫什么吧，我写的小说不是关于什么村庄、社区或者你个人，如果是那样，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我没有兴趣沉湎于把自己的想象力限于私密的、封闭的东西上，那样只是实现个人梦想的需要。我感兴趣的是，作品必须要有政治性(be political)。……对我而言，最好的艺术是有政治性的(the bestart is political)，你必须有能力让你的作品同时具有政治性和美感。”‘6]343

　　此处，托尼·莫瑞森直言小说必须同时具有政治性和美感。此处的“美感”无疑是指小说所具有的文学特征和语言魅力、小说的美学意义。更重要的是莫瑞森此处对政治性的解释：政治性就是指作品的启发力量、揭示力量、影响力量，并不是直接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理解文学作品的政治性不是十分困难，但是如何理解语言学理论的政治性?或者说，如何理解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的政治性?为什么说他的语言学思想具有政治性?体现在何处?

　　一、韩礼德语言观的政治性

　　韩礼德对语言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颇具政治性，对于语言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他的回答有多种：社会意义符号说、系统说、意义潜势说和资源说。为何有多种说法?它们有何不同?它们的关系如何?

　　在“语言是一种社会意义符号”这种表述里，韩礼德借用了符号语言学的视角：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将语言看作客体(object)，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具有社会性，这样就与社会学区别开来，后者是将语言作为工具来研究社会的。再者，社会意义符号说主张从社会文化意义建构的角度去解释语言。在具体研究层面上，势必要考虑语言使用这一基本事实，即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语境下的意义交流——语篇。另外，关于语言的社会性，韩礼德认为，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为语言产生于人类个体在与他人进行意义交流的生活过程。语言与社会之间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关系。他希望“通过研究语言在社会体系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语言作出诠释”7]191。

　　值得注意的是资源说。什么是资源?有用的、有价值的、可以带来价值或财富的东西。这是字典里的释义。韩礼德将语言看作资源，认识到语言的资源性，这种认识本身难能可贵且极具政治性。很多语言学家把语言当成中性的、客观的、自成一体的独立体系，很少把语言看作资源。在人类资源意识中，资源一般有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近十年，才又有了信息资源一说，但是对语言资源的认识还是稀少的。偶尔我们看到“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类似这样的表述，意味着我们日常使用的母语的资源性不为人们所知。国外对语言资源性的认识较早的是澳大利亚在1987年发布的《国家语言政策》，但也是指要保护非英语的语言资源并善加利用以获得最大利益。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语言资源性进行探讨[10]，主要是从语言规划角度，尤其是从把弱势语言作为一种资源加以保护的视角。

　　三、韩礼德语言学观的政治性

　　韩礼德的语言观具有政治性，同样地，他的语言学观也具有政治性。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语言学是什么?语言与语言学的关系如何?语言学的研究范圍与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研究语言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关系如何?从韩礼德的文章《关于语言的一些观点》(Ideas about language )[1]l85-198中可以找到答案。顺便提及，国内学界翻译成“语言观”，似乎不妥，因为这篇文章不是聚焦语言观，而是从历史溯源的角度讨论了两种语言学的研究倾向，即两种语言学潮流。结合原来英文的题目，笔者认为，应该翻译成《关于语言的一些观点》更好些。

　　韩礼德明确承认自己坚持描写人类学观，传承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哥本哈根语言学学派以及美国博尔斯和沃尔夫的人类语言学思想，指出“哲学语言学具有令人苦恼的种族优越感，它把所有语言都体现为英语的某个特别形式”[1]102，批评哲学逻辑观固执的一元主义，即他的理论是普遍的、唯一正确的模式，是关于人类知识和科学探索本质的唯一真理。在意识形态上，描写人类学观是相对主义，不认为由少数人掌握绝对真理，认为真理是局部的，相对于时间、地点以及具体的主题的。

　　韩礼德的语言学观与其语言观一脉相承，同样具有政治性。韩礼德指出，像语言一样，语言学既“能够做事”( enabling)也“限制做事”(constraining)。[1]257语言是“一种资源，一种我们可以建构经验、可以干预社会过程的潜势，这个潜势既造就意义，又约束意义。使用语言是一种行为模式”[1]273。所以，韩礼德和他的导师弗斯一致认为“做语言学”( doing linguistics)是高度政治性活动，语言学家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担当。语言学，像语言本身，是行为方式、干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方式，这一直是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主旨。[1]273关于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他说：“语言学与语言学家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创建语言学理论是为了做事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它是一种实践形式，构建系统功能语言学有两个明确目的，既是用来反映( reflection)又是用来做事。”

　　很明显，语言学家“做语言学”，语言与语言学“都是行为方式、干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方式”，这样的表述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普通人一般说“研究语言学”，而韩礼德说“做语言学”，两者的区别是：研究语言学一般把语言作为客体对象来研究，为了说明或证明某种观点或理论;“做语言学”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行动，用语言来做事，用语言来干预社会和政治过程。因此，韩礼德的语言学立场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但是他的这种政治性并不是随意的或任意的，而是建立在对语言的理解和研究基础上的。韩礼德说：“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对语言过程进行干预，但是，我们知道，为了有效地干预，我们就必须也同时成为语言学家。”[12]12

　　四、韩礼德生态语言学的必然性与政治性

　　正是因为这种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语言观和“做语言学”的立场，生态问题才会必然地进入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视野。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有干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使命感，所以，当生态危机问题日益加剧，威胁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时，韩礼德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理性思考是自然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继续作为一个物种兴旺地生活在地球上，或者仅仅是要生存下来，就应当思考语言是怎样创造或保护增长主义、霸权等诸多不平等。”[113871990年他在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发言时提出人类正面临着许多自己所造成的问题：阶级主义、增长主义、物种灭绝、污染以及其他问题，这些不仅是对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挑战，也是应用语言学家应当面对的问题。

　　韩礼德的大会发言文章《意义的新方式：应用语言学面临的挑战》[1]所表达的生态关切与态度不是偶然的，而是韩礼德又一次以他独特的方式关注与语言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实践。它的必然性在于韩礼德一贯坚持的语言内部和外部都要研究的治学主张以及语言学的社会理据意识，这种治学主张和意识并不是空洞的主观意愿，而是落实在对语言科学研究的行动上，同时，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为何语言内部和外部都要研究?索绪尔在区分语言与言语时明确语言学是语言的理论，美国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形式主义语言学都是延续索绪尔的“機体内部”(intra-organism)的思维模式。但是，韩礼德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追随叶尔姆斯列夫的主张，即语言与言语都要研究。理由是，对语言学家而言，不解释语篇(即言语)的语言描写是无效的，不联系语言的语篇是无意义的;要将语篇解释为过程，将系统解释为进化演变。韩礼德坚持：“语言的内部结构绝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语言进化服务于社会人生活的功能”[1]196，语言在不断进化，语言的各种用途决定了它所采取的形式。简言之，研究语言外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内部，语言内部的实质是外部过程(即语言使用)的结果，两者无法割离。所以，韩礼德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语言学理论单向地应用于实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一个双向的、多次深化的互动，在应用型研究的同时，深化了对语言本身的理解，促进了语言学学科的发展。

　　韩礼德多次强调语言学和语言学家的社会理据意识(social accountability)[lll97'230'27l，它表达的含义是多重的：从语言学研究角度来说，要注重语言的社会性，要应对与语言相关的人类社会重大问题;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来说，可以通过语言这一关键因素来研究和解释人类社会问题，语言是一个易于接近的研究途径，“在人类所有科学中，语言学无法逃避地站在了前线”[1]137;对于语言与人类现实关系而言，语言的实质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对语言的了解一定要结合与之关联的社会历史过程，“语言必须作为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在历史演化的语境中被理解”[1]135。

　　关于如何干预，韩礼德有清醒的认识：要尊重语言的发展规律。首先，“语言过程中的干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事情，既涉及方法，也有目标因素”[12]12。“我们不能随意地改造语言，是人们的意义行为改造了语言，然而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周围的意义行为，把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记录下来。”[1]171意义行为通过影响语言来改变现有秩序，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漫长过程，语言构建现实是量变的、渐进的。意义行为就是语言使用，即语篇和话语，它们构成了渐变过程中的“无数小动量”(innumerable small momenta)[1]153。

　　韩礼德的生态关切集中反映在他参加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的两篇发言文章中：《表达意义的新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挑战》(1990年)[1]和《应用语言学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主题》(2002年)[12]，他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生态语言学主张，从语言学学理的角度指出语言学家在生态危机问题方面可以有所作为。韩礼德生态语言学思想不仅包括他的生态关切以及主张，还包括关于语言学家如何有所作为的理性思考：必须遵循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演变历史，揭示语言系统的非生态性特征是语言学家干预生态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我们无法任意地设计或规划语言系统，使其变得具有生态性，因为语言系统是不被任何个人的意志左右。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思想研究正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新的学术增长点，我们要从生态问题视角去解读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理论，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进而为缓解生态危机问题贡献语言和语言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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