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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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当前，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人口城市化倒S型阶段演进。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以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保障，并保持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呈阶段性演进，经历了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

　　摘 要：当前，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人口城市化倒“S”型阶段演进。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以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保障，并保持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呈阶段性演进，经历了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阶段。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经验，对当前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市场经济
 

　　《人口与发展》(双月刊)是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大学主办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兼有的综合性人口学刊物。

　　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7.32亿，城市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0%;2007年，城市人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4年，全球范围内约有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图1)。根据预测，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66%，而农村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1/3[1]。从全球范围看，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二者在人口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及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

　　一、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进程

　　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产业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率超过85%，基本完成人口城市化倒“S”型阶段曲线进程。依据瑟诺姆的城市化倒“S”型阶段曲线，可将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口城市化缓慢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的历史早于城市化的历史，早期城市的出现是基于其防卫功能，之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集中催生了城市的繁荣。在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都极其缓慢。此时，城市体系尚未形成，城市规模不大，城市经济效益不佳，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人口城市化率极低。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仅为3%。

　　第二阶段，人口城市化起步阶段。人口城市化起步阶段指从产业革命到人口城市化率达30%的发展阶段。一般说来，人口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是近代人口城市化的加速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带动城市人口的聚集，促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不断完善，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城市人口的聚集还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推动工业化的大发展。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使社会生产力出现划时代的飞跃，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变革，手工劳动被机器大生产所代替。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人口被大规模地吸引到城市，促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规模和地域范围日趋扩大。其间，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巩固和强化，新兴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发展十分迅速，城市人口增长快速。

　　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人口城市化最早出现的地区。由于工业革命的来临，以英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现代工业的初步确立，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岗位逐渐增多，增强了城市对農村劳动力的“拉力”。同时，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入工业，推动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成为近代城市的孵化器。工业化引起人口迁移，推动新兴的城市不断兴起和扩张，并促成世界近代的城市革命。

　　第三阶段，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指人口城市化率占30%～70%的发展阶段。伦敦人口1750年仅为75万，到1875年达到426万，使伦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2]。1520年，英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到19世纪中叶，英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50.2%，超过了农村人口，率先跨入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3]。随后，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步扩展到欧洲以及北美国家，推动这些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各国进入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总人口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最终，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从1850年的4 000多万，上升到1950年的4.49亿，人口增幅近1000%。总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1851年，整个欧洲的人口城市化率为18.9%，到1950年则达到44%[4]。1910年，作为人口城市化先发国家的英国，其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79%，成为高度人口城市化的国家[5]。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间协作更加紧密。为了更大程度地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同类或相关工业集中在一起，导致企业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同时，城市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为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资源的运输提供了便利，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使城市汇聚为超大城市群、城市带。

　　第四阶段，人口城市化成熟阶段。一般认为，人口城市化率在70%以上表明一个城市达到人口城市化的成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进入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停滞或减少。随着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市区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引发了城市交通拥堵、地价房价高昂、物价过高、生态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城市病”。同时，带来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生活质量下降，最终出现城市人口往城郊、农村等地区迁移的现象，即学界所称的“逆城市化”或“反城市化”[6]。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逆城市化”与20世纪40—50年代出现的“郊区化”不同，前者指人口和产业从大城市向较小的城市和城镇，乃至农村迁移，可以引发大城市的空心化[7]。一般而言，处于人口城市化成熟阶段的城市易出现这一现象。以西欧、美国、日本等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为代表，它们分别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逆城市化”高潮。

　　从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历程看，“逆城市化”是高速城市化后的一个城市“自我修复”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随着高收入人群(社会精英人群)将其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带到农村地区，各种具有发展潜力的社会产业开始出现，更多资金、人员、劳动力也逐渐被吸引进来。同时，一些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和消费理念、价值观等文化方面的要素，也会一同进入这些地区，进一步推动其交通、居住环境、医疗卫生条件、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发展，使农村具备更多的城市特征。对城市而言，随着原有优秀资源的外流，城市效益逐渐下降，也为其他留在城市的人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城市发展机会的增加以及农村新就业机会的出现，使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时，农村地区发展的人员增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急剧城市化带来的各类“城市病”，也为城市提供了一次“自我修复”和“自我平衡”的机会。通过“逆城市化”修复人口城市化过快导致的社会、环境问题，平衡原先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社会要素和资源，对城市和农村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所以，“逆城市化”实质上是社会经济要素由高度集中于城市变为均质回归分布的过程[8]。

　　总之，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现象，表现为城市人口往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迁移。这是城市的一种分散化的发展方式和人口城市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城市规模扩张及城市文化、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等的普及和扩散，还是城市治愈各种“城市病”的自我调节手段。同时，这也是一种社会经济要素由高度集中于城市变为均质回归分布的过程，而不是人口城市化的反向运动，更不是城市发展和人口城市化进程的终结[9]。

　　二、发达國家的人口城市化特征

　　(一)市场主导的人口城市化

　　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深受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其发展进程是一种由市场主导下的自然历史进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早期，自由主义者提倡国家尽量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少干预，国家只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因此，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是以自发的、快速的、要素聚集为主的人口城市化，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少干涉或不干涉，自由发展”的过程。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有限职能主要在于经济发展规划的引导、产业政策的激励以及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比较健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市场规律自然展开的，政府并不直接插手和主动推进人口城市化。同时，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尤其是人口乡—城转移成为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发达国家自由的市场体制客观上有效减少了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阻力，有利于人口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但自由放任的人口城市化导致人口、经济发展与城市资源、环境不协调等问题，催生了严重的“城市病”。

　　(二)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

　　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机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到农业生产中。这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较少的农业人口就能完成以前的耕种，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城市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城市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在农村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向往城市全新的生活方式，成群结队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进入城市生产和生活，最终农村人口迅速地变为城市人口。换言之，工业化的集聚效应导致的经济和人口不断集中，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聚集。此外，城市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生产性及生活服务性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日益健全，又为工业集聚提供保障，促使工业向城市集中，推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了城市人口持续聚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伴随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商业和服务业的活动”[10]。工业革命带动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在城市中的兴旺发达为城市人口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城市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心”[11]。同时，第三产业的大发展使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城市的存在具有了意义[12]。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道路表明，工业化催生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推动农业现代化，又为工业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是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呈现同步、有序和相互促进的特点。

　　(三)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同步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同步的。1988年，钱纳里、塞尔昆等人考察了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通过描散点图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基于上述研究提出的钱纳里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标准模型，反映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也揭示了人口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历史》一文中指出，近百年来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同步性[13]。以发达国家英国、美国为例，从人口城市化进程来看，人口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见表1、表2)。

　　分析发现，英国、美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高度正相关，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步展开。

　　(四)人口城市化呈阶段性演进

　　人口城市化的动力并非持续不变的恒力，而是一个变量[15]。因此，人口城市化的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其发展轨迹不是直线而是呈倒“S”型，在不断变化中曲折发展。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研究英美等国家100年到2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得出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即人口城市化发展轨迹呈倒“S”型，经历人口城市化初始阶段、加速阶段和成熟阶段，且当人口城市化率超过90%时人口城市化趋于饱和[16]。日本学者山田浩之将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划分为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三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分为绝对集中城市化、相对集中城市化、相对分散郊区化、绝对分散郊区化、绝对分散逆城市化和相对分散逆城市化六个时期(见表3)[17]。

　　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佐证了诺瑟姆人口城市化阶段划分。在人口城市化初始阶段，人口城市化水平低。数据统计显示，在人口城市化初始阶段，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平均年增长值分别为0.16%、0.20%和0.24%。进入人口城市加速阶段，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急剧扩张。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年均增长值分别上升为0.30%、0.35%和0.52%，其人口城市化速度是初始阶段的1.5倍到2.5倍。到人口城市化成熟阶段，由于农村人口减少，人口城市化速度减慢，人口城市化的重点从速度和规模的增长，转向质量和内涵的提高。此时期，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平均年增长值为0.20%[18]。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与诺瑟姆的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基本吻合，其人口城市化呈倒“S”型阶段性演进，且人口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被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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