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视域下的耕牛养殖与村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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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耕牛是农耕村落的重要畜力，耕牛养殖及其数量的减少深刻地影响着村落的日常生活，也形塑了村落的社会文化。本文透过传统农耕村落耕牛养殖的变迁，运用日常生活的视角，分析了耕牛养殖与村落文化互相建构、交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耕牛是农耕文化遗产的重要物质载

　　【摘 要】耕牛是农耕村落的重要畜力，耕牛养殖及其数量的减少深刻地影响着村落的日常生活，也形塑了村落的社会文化。本文透过传统农耕村落耕牛养殖的变迁，运用日常生活的视角，分析了耕牛养殖与村落文化互相建构、交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耕牛是农耕文化遗产的重要物质载体，承载着村落的传统文化。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变革异化的日常生活，解决村落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因此耕牛养殖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得到重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应抛弃以耕牛为基础生成的农耕智慧。

　　【关键词】耕牛;村落文化;日常生活;变迁

　　【作 者】罗秋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2021年是农历辛丑牛年，作为“六畜”之首的牛出现在年画、春联、吉祥物以及人们的祝福语中，习近平同志也勉励全国人民要发扬“为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纵观人类文明史的演变历程，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耕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改善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说文解字》曰：“耕，犁也，从耒井声”，“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有学者即把“耕牛”定义为“牛之使役于耕耘者之谓也”[1]1。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牛是发展農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出台法规、财政支持、疫病防治等方式维持耕牛的数量，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2]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耕牛亦是被重点调查的对象之一，它关系到一个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分层等问题。作为生产劳动和牵引运输的重要役力，喂养耕牛对于传统农耕社会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务，它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大量的时间和空间，深刻影响着村落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构建，人们往往也与牛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甚至赋予耕牛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等美德，从而形成人与牛的良性互动。近年来，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式逐渐取代传统农耕方式，现代生活方式也冲击着传统农耕村落的生活方式，耕牛慢慢消失在传统农耕村落的日常生活中。

　　耕牛数量的减少是当前传统农耕村落普遍面临的问题，一些学者专门剖析了景颇族、布依族、哈尼族等民族村落中耕牛数量减少的原因，2以及由此带来的村落文化变迁。同样，作为传统汉族农耕村落的C村，耕牛养殖也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20年前大部分人家都喂养耕牛，用牛耕作，然而近年来村中却几乎不见耕牛的踪迹。虽然机械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但村里大部分人家在使用机器耕作的同时，每年仍会“请牛工”开墒(耕为沟垄状)、犁地(疏松土壤)，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选择牛耕而非机耕。纵览村落的过去和现在，不管是普遍喂养耕牛的时期还是极少有人家喂养耕牛的时代，村落的日常生活都与耕牛养殖息息相关。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耕牛养殖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与之相连的村落文化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通过深入的访谈和调查，结合微观观察与宏观考察，并运用日常生活作为理论视角，本文力图勾勒出C村耕牛养殖与村落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而审视作为“物”的耕牛，对村落社会迈向现代发展和寻求文化传承而言有何意义与功能。

　　一、C村概况及日常生活中的耕牛

　　C村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黄坪镇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位于金沙江流域的干热河谷区，属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冬季干燥少雨，夏季高温多雨。2021年初全村共有116户400多人，村内95%以上都是汉族。C村依山傍水而居，历经2002年和2016年两次退耕还林后，村民作别依靠山地(位于山坡和半山坡地带)和农田(位于河谷地带)种植粮食作物为生的传统生计方式，逐渐演变出用农田种植经济作物、农闲时“帮散工”、长期外出务工、外地承包农田等多样的生计方式。2017年受滑坡和泥石流灾害的威胁，在镇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全村90户家庭迁往距原住地一公里多的河对岸居住，家家修建起“小洋楼”，剩余26户留在原住地。

　　据村中多位中老年人回忆，2000年前后村里约有58头耕牛，2010年前后约有37头耕牛，到2017年搬迁后还有4头耕牛。两次退耕还林和易地搬迁之后，村里的耕牛数量锐减，至2021年全村仅剩一头耕牛，其余21户人家养殖的牛全为商品牛。C村是一个传统的汉族农耕村落，人们相信鬼魂，崇尚自然，崇敬山神、水神、灶神等，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村民们以自己耕作的稻米为主食，搬迁前家家户户都有土木结构的圈舍，上层放置稻草、玉米秆等干草料，下层饲养猪、牛、马、羊等牲畜。

　　从表层上看，耕牛与C村的节庆、仪式、宗教、祭祀活动都没有明显的关联，人们也没有将牛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或互惠交换的媒介。但是，这并不表明耕牛对C村并不重要或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作为重要的役力，耕牛曾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维系村落内部社会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至今耕牛仍是当地人茶余饭后常提及的对象，大部分家庭目前还倾向于“请牛工”开墒、耙水田。因此，在探讨耕牛问题时，笔者将着眼于村落社会日复一日、习以为常的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以此观察村落耕牛养殖的变迁，分析耕牛养殖与村落文化的关系。

　　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总体呈现，日常生活研究的集大成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即认为“日常生活是社会现实的一个层次”，需要“把日常生活置于作为整体的社会里”[3]248。衣俊卿将其概括为“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包括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三个基本层次”[4]14～15，在此界定的基础上，笔者结合C村日常生活中的耕牛养殖行为，重点关注村落的日常生产、交往以及观念活动。在列斐伏尔看来，“我们仅仅在日常生活熟悉的、不平凡的、不真实的外表下感受日常生活”[5]122，可见日常生活具有抽象性，但人们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和体验简单而重复、具体而现实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绝非毫无意义，其价值也不止停留在表面所呈现出的面貌，它占据着人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是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微观领域，同时又能反映整体的“社会事实”和文化面貌，它“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并在平庸、琐碎、单调、重复中产生价值和意义”[6]。

　　日常生活不仅反映了社会传统和习俗对个体的塑造，还关注并尊重人的生存、发展和各种需求，具有人本关怀。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就强调“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没有自我再生产，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塑造他的世界并以此塑造自身”[7]3～6。日常生活往往给人一种亘古不变、恒常凝固和微不足道的印象，实际上，日常生活却具有自我转变的可能，它是一个潜藏着动态与改变、生命与希望的矛盾的异质性世界。[8]157～165耕牛养殖的变迁是C村日常生活动态变迁的一个缩影，这一变迁过程展现出现代性和农业现代化对村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立足于长时段的视角审视村落的日常生活，我们能够追寻耕牛养殖对村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反思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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