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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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速呈现整体性放缓、外部风险的冲击和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突显，以及经济和人口的局部收缩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分为全域式、圈层式、沙漏式和二分式四种

　　摘要：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速呈现整体性放缓、外部风险的冲击和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突显，以及经济和人口的“局部收缩”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分为全域式、圈层式、沙漏式和二分式四种收缩类型。全域式收缩包括32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61.54%，主要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且呈现连绵化发展趋势;圈层式收缩包括13个城市，占比为25.00%，形成非收缩区县被收缩区县所包围的格局;沙漏式收缩包括3个城市，占比为5.77%，形成人口收缩地区沿非收缩地区向外不断扩散的格局;二分式收缩包括4个城市，占比为7.69%，呈现出明显的对立分布特征。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是长江经济带各中心城市出现非收缩的重要缘由，也是周围城市出现收缩的主要成因;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环境因素导向下的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也构成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全域式收缩;圈层式收缩;沙漏式收缩;空间格局

　　一、引言

　　作为多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空间，城市本身也具备“产生—成长—衰落—死亡”的生命周期①，城市的衰亡和消退在发展现实中也并不少见，这既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城市运行所固有的内在机制。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受制于工业化、郊区化、人口老龄化、政治体制转轨、全球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引发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开始走向终结，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城市收缩的异常现象②。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中，过去的半个世纪内流失接近1/10的城市人口，其中美国的“锈带”和东欧地区的城市收缩表现最为突出③。

　　什么是城市收缩?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西方学者对于城市收缩主要基于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并存的角度进行界定考量，认为城市收缩就是人口总量的持续降低和人口结构的不断退化④，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单一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收入、环境、吸引力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体现⑤。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对于城市收缩给予了较为完整的界定，认为人口规模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经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即为城市收缩⑥。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也提出了三种关于城市收缩的界定标准：一是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总就业人口的减少⑦;二是人口密度下降⑧;三是5年以上人口年均增长率出现负值的城镇⑨。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呈现整体性放缓、外部风险的冲击和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突显，以及经济和人口的“局部收缩”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⑩。2000—2010年间，中国共有180个城市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迹象，其中，26.71%的地级及以上城市、37.16%的县市(区)均发生了收缩{11};空心镇大量出现;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城市人口增长和区域人口减少并存的现象{1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黄河流域等诸多地区也衍生出不同水平的城市收缩{13}。

　　根据城市收缩的内在动因划分，我国城市收缩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引发的局部收缩，比如以伊春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分城市;(2)传统工业城市中工业衰落所引起的城市收缩;(3)欠发达地区人口外流导致的城市收缩;(4)受行政区划影响的区域城市收缩。张京祥等(2017)将当前的城市收缩归纳总结为趋势型收缩、透支型收缩、调整型收缩三种不同的模式，其中透支型收缩和调整型收缩契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可以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收缩模式{14}。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能够看出，如果单方面过度关注城市增长或城市扩张，忽视城市收缩所引发的资源配置低效、人力资源匮乏等背后的经济社会难题，城市发展就有可能濒临破产，甚至走向终结的边缘。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导向性的重点区域，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发展优势十分突出，发展意义非常重大，这是其他经济带所无法超越的{15}。但是，长江经济带的沿线城市和东北地区均处于整个大区域中收缩最为严重的区域，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收缩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张莉(2015)基于2000—2010年的人口数据，分析了四川省人口外流现象，并指出在这期间虽然城镇化率由27.00%提升到40.00%，全省户籍人口也增加了596万，但常住人口却减少了287万{16}。刘玉博和张学良(2017)测算了长江经济带中游的武汉城市圈的城市收缩程度，结果发现9个城市中，除武汉和鄂州外，其他的城市全部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缩，其发展呈现显著的单极化集聚趋势;而且经过与土地蔓延的进一步比对发现，虽然人口规模整体出现下降的趋勢，但土地蔓延的增长速度相较于湖北省与全国平均水平明显偏高，这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大幅度降低密切关联{17}。王振等(2016)分析长江经济带下游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上海的收缩情况，发现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比2014年末减少了10.41万，其中户籍人口数量与上年相比增长了4.36万人，减少的主要是外来人口，共计减少14.77万人，表现出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18}。

　　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流域沿线的城市收缩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当前已有的研究仅是单纯基于单体城市收缩或城市圈内的城市收缩这两个微观层面，而对于长江经济带整体空间范畴内的城市收缩格局、空间分布规律却缺乏一个“宏观+微观”的系统性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异质性及其形成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未来的城市研究不应当单一地关注城市增长与扩张，而应当转变研究思路，更应关注城市收缩问题，重塑城市空间格局。

　　二、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

　　(一)地级及以上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

　　从城市人口的变化和流动情况能够看出，与国外城市收缩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城市收缩多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减少。为此，本文参照刘玉博和张学良等(2017)的已有研究成果，认为城市收缩是城市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全市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19}。同时，依据吴康等(2015)对城市收缩的衡量方法，将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具体界定为：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为负的城市{20}。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仍处在城市化快速上升阶段，与此同时所呈现出的城市人口流失现象还因增长的主流被忽视。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带来数据处理的不统一，本文基于两次人口普查年间长江经济带流域城市区划变动信息调整后的数据，全面计算出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有效观察城市收缩的基本情况(如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地级城市分类及数量

　　根据表1所示，长江经济带所辖的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47.27%的城市出现了收缩现象，即52个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为负;52.73%的城市出现了非收缩现象，即58个人口增长率为正。将长江经济带人口增长信息与地理信息匹配后可绘制图1。从人口增长情况可以看出：(1)人口增长率大致呈现出由南到北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处于长江经济带南部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北部;且收缩城市大部分分布在长江经济带北部地区，其中北部边缘地区表现最为突出。(2)就非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言，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下游的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其中“沪—宁—合—杭—甬”经济带城市人口增长率最高;作为上游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成都的人口增长率也相对较高，展现出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武汉城市圈的人口集聚效应明显，但相对于成都和“沪—宁—合—杭—甬”经济带城市来说，人口增长率略低。(3)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并存发展，且有日益连绵化的发展动向，其中，中小城市的收缩较为严重，虽有个别大城市也出现了收缩现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收缩，属于非收缩类型，这也能够折射出大城市人口集聚的相对优势。

　　(二)市辖区(县)收缩的空间格局

　　为更加全面地识别城市收缩的差异化特质，了解城市内部的收缩格局和动向，本文在前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各市辖区(县)的人口增长变动情况，深入了解城市收缩的基本状态。如表2所示：(1)在318个市辖区中，84个出现收缩，234个出现非收缩，分别约占市辖区总量的26.42%和73.58%，这意味着2000—2010年间绝大多数市辖区人口增长率均为正，彰显出中心城市强劲的集聚效应。(2)在756个市辖县中，393个出现收缩，363个出现非收缩，分别约占市辖县总量的51.98%和48.02%，这表明一半以上的市辖县在2000—2010年间仍经历着收缩的历程。(3)总体来看，由于中心城市的相对集聚优势，长江经济带所辖城市的中心区域对于周边人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虹吸”效应，又由于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以及经济重心的不断东移，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逐渐以下游长三角地区为主导，由此所形成的空间格局具有两极化的发展倾向，抱团发展、零星发展表现突出，而且在这样的实际进程中，区域经济的核心地带和节点城市并没有展现出较为显著的辐射效应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更多的是集聚经济引导下的发展模式{21}。

　　表2 长江经济带市辖区(县)分类及数量

　　从图2的空间分布格局能够看出，处于收缩状态的区(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如兰溪、寿县、南漳等，且呈现出抱团状、连片、零星分布的具体特性;而非收缩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上游成渝城市群以及下游部分地区，如宣威、腾冲、永丰等，且呈现出集聚、扩散式发展的具体特性。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是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流失率为49.82%，增长最快的是温州龙湾区，增长率为265.63%;人口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中心集聚、带状扩张的特征，即人口极为明显的流向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这四个城市密集区以及一个次级城市群，即黔中城市群，同时呈现出向外扩散的趋势。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市辖区(县)，尤其是省会城市和城市群中心城市所辖区(县)，人口增长较为显著，体现出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向心力优势;而人口减少较快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市的周边，绝大多数是距离中心地区较远的县域，如芜湖县、荣县、岳池县等。以上分析也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存在着较为频繁的人口流动，根据DMSP/OLS夜间灯光影像数据{22}，长江经济带城市分布以“巫山—雪峰山”为界，明显分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城市群和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城市群这两大城市空间分布区域，在城市群、各大城市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引发城市内部人口由周边区(县)逐渐向城市中心流动，而且不同城市空间范围内与城市群落间的人口流动也在发生。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主要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主，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体量不足，尚未带动周围地区的快速发展，相反却吸引了周边地区人口的不断流入，进而引发局部城市出现收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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