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论文发表村小“消逝”现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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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村小迅速消逝现象的出现拷问着村落文化的生存价值与政府的公共文化建设职责。村小是村落的文化堡垒。村小撤并是新文化的撤离，是社会对村落文化的一次放弃。村小撤并破坏了新文化内嵌式的村落文化生成结构，打破了城乡间的文化均衡，危及农村文化自然

　　摘要：村小迅速“消逝”现象的出现拷问着村落文化的生存价值与政府的公共文化建设职责。村小是村落的文化堡垒。村小撤并是新文化的撤离，是社会对村落文化的一次放弃。村小撤并破坏了“新文化内嵌式”的村落文化生成结构，打破了城乡间的文化均衡，危及农村文化自然生态的延续。村小撤并不只是一个教育成本计量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国家核心文化利益的社会问题。坚持村小的“文化公益组织”属性，坚持学校布局与文化布局兼顾的村小布点原则，坚持将文化收益评估作为村小撤并的基本依据，是国家顺利履行其公共文化建设职责的理性之举。

　　关键词：村办小学，学校撤并，村落文化

　　近年来，村办小学(以下简称“村小”)自然撤并浪潮势如破竹。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1]2011年秋季开学伊始，许多农村学生及家长陆续接到了撤校、转学的通知，纷纷被告知到城镇小学或中心小学入学，一批批乡村小学生遭遇了“被转学”的窘境。[2]面对日益消逝的村小，许多民众及教育工作者无不为之感到惆怅和惋惜，村小撤并进程中撤掉的仅仅是一个初等教育机构吗?深而思之，绝非如此。面对消逝中的村小，其在近60年中国社会改革中所承载的诸多隐性社会功能渐渐“浮出水面”。其实，村小危机不只是公民教育权益保障不力的教育危机，不只是“校车”事件中凸显的学生生命安全危机，更是一场关涉民族文化安全的社会危机。村小是农村精神文化融合新生、教育文化传承变革的重要社会机构。解读村小的文化属性，还原“村小”的文化全貌，是重新定位村小职能、科学布局基础教育机构的立足点。

　　一、村小：村落的文化堡垒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大迁移态势的形成，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人口迅速锐减，农村逐渐沦为“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的重灾区。在打工潮的带动和城市文化的感召下，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地位与教育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让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对他们来说日益成为一件既迫切又可能的事情。在此形势下，一支大规模的农村“二代流动大军”——流动儿童大举向城镇迁移的新时尚随之形成。他们要么跟随父母进城就读，要么到办学条件相对优越的集镇学校入学，浩浩荡荡地涌向城区小学，发展成为城镇“边缘新生代”。农村学龄儿童“上流”态势的产生无疑是导致农村“空巢学校”出现、大批村小撤并的直接缘由。

　　其实，村小是一个村落的文化俱乐部，是新旧村落文化的交换器。在村小撤并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反思“学校作为地域文化堡垒”的内涵，以从根本上校正村小的政策基点。

　　(一)村小是村落文化的着生点

　　农村文化不仅是某一种具体文化形态的载体，更是一系列文化形态聚合内敛而成的有机体。村小学生来自村落中的每个家庭，他们是本村成人村民的后代，这就为村小荟萃各种村落文化形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村小学生不但把家庭文化带到了学校，还把他们的父母——每个成人村民所承载的阶层文化、行业文化、社群文化等带到了学校，村小作为村落文化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在村小这个文化会聚的舞台上，各种村落文化形态与学校文化相互观照、交流互促、共生合成，为一种有活力、有生气的新村落文化着生提供了根基。因此，村小是村落文化的聚合点和着生带，是村落亚文化相互作用、彼此连通、持续新生的平台。

　　(二)村小是村落文化的守护者

　　就实质而论，农村文化是中国社会的原住文化、本土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母体与原生态，是中国社会文化的细胞与源泉。目前，随着生态危机的暴露，村落文化的低碳性、淳朴性、原创性优势日渐为人们所察觉，回归自然村落文化怀抱成了医治现代性文化痼疾的一剂良方。村小正是在现代性文化潮流中逆势而进的力量之一，它担负着守护民族文化特质的神圣职责，堪称民族文化的坚强卫士。在当前课程改革本土化取向的助推下，大批校本课程、乡土课程、特色课程日益成为村小延续村落文化、保卫原生态文化的自觉行动。陕北的窗花剪艺、杭州的茶艺、各地方的戏曲等纷纷进入课堂，农作物种植成为学生的必修课，村落民间叙事被列入课程，村小成为每一种村落文化形态栖身、繁衍的家园。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说：保卫村小就是保卫村落文化，就是保卫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卫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

　　(三)村小是村落文化的整合者

　　在村落中，穷人文化与富人文化、官本文化与民本文化、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宗教文化与凡俗文化等并存竞争，直接影响着村民宁静的文化生活场域。如何协调这些文化冲突，给民众提供一种整合、正统、有序的具体文化形态，是村落文化群落存续的关键。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化机构，学校履行着正式、正统的文化续构功能。”[3]村小正是在村落文化形态再造、续重构中实现着自身的文化职能，担负着作为文化机构的社会使命。在村小中，儿童是各种村落亚文化的携带者，是家庭成员所秉承的各种文化形态的代理人，学校生活中儿童之间的关联与交往其实就是各种文化间的错综关系与融通互动过程的映射，学校对儿童之间矛盾、关系的处置实际上就是对儿童所承载的文化形态进行协调与整合。正是如此，村小是村落文化群落的内部整合者，它担负着让各种文化形态相互适应、综合平衡，最终在一个“具体人”身上整体、有机、鲜活地呈现出来的重任。

　　二、村小撤并的社会后果：对村落文化的放弃

　　客观地讲，农村学龄儿童“上流”现象的产生既是导致大批村小沦为“空巢学校”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村小布局调整与被迫撤并的幕后推手，这股力量绝不可等闲视之。表面上看，村小撤并似乎是社会和教育进步的表现，是民众教育观念、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自觉要求，但从撤并的深层原因——文化生态角度来看，这不一定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相反，它促使我们对村小社会职能进行全面重估——村小只是一个普通的教育机构吗?除了教会儿童读、写、算和做人、做事、求知之外，它是否还承担着其他更为重要的职责?村小的消逝是让村落文化回归自然怀抱还是社会对村落文化的一次放弃?面对种种疑问，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彻底、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村小撤并将给我国村落文化生存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村小撤并破坏了“新文化内嵌式”的良性村落文化结构

　　文化历来都是教化万民、德化凡人的工具，文化的繁荣与发达是民众素质提升的利器，是一切社会改革迈向成功的奠基工程。在人的发展中，其所受到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一种是基于社会生活的文化教化。相比而言，文化化人是伴随人的一生和一切生活时空的教育形态，它承担着积淀人的生活素养的重任，堪称一切制度化教育的生母。如果说一个教育不发达地区产出的是大量的低能儿，那么一个文化不发达地区产出的则是大量的野蛮人，是时刻威胁着人们祥和社会生活的“狼孩”。正是如此，缺失了学校教育只会导致人智慧的退化，而缺失了文化则会导致人性的退化。文化对一个地域人口的重要意义正系于此。村落文化亦是如此。村落文化的水准决定着村民素质修养的高低，村落文化的进化自然能带动村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复兴村落文化的意义不只在于文化自身的生存利益，更在于村民社群文明程度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形成了一种“村小文化+村民文化”的村落文化结构，其显著结构是内嵌性，即村小文化镶嵌于村民文化之中，形成了一种以村小文化为内核和导向的稳定的村落文化结构。村小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校文化、先进文化的代表，担负着塑造村落核心文化的重任，它通过与周边村落亚文化间的沟通、交流、互构引领着整个村落文化的进化与走向。可以说，村小文化就是整个村落文化的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它有效遏止了乡村文化的退化与病变，对我国农村新文化的启蒙、革新与创造发挥了旗帜性作用。这种内嵌式村落文化结构一直是我国农村文化经久不衰、相对稳定、与时俱进的根源所在。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村小的彻底消失，村落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空场、文化贫困、文化凋零、文化空核的社会空间，进而把村落文化推向自生自灭、自然发展的轨道，国家对村落文化的引控力势必走向“归零”。长此以往，国家在农村地区的文化改革可能会失去据点，村落文化建设最终会走向失控、衰落的局面。

　　(二)村小撤并打破了城乡间的文化均衡

　　文化是属于人、定义人、装点人、构成人的重要元素，人是文化的主体与载体，文化是人存在的象征与标识。伴随着人的流动的是文化的流动，人流与文化流之间具有同体性与互构性。农村新生代——儿童向城镇的流动无疑会给多样化的城市文化增添新的维度与样态，使城市成为文化的“富城”，而农村则可能悄然沦为文化的“穷村”，文化流动带来的“马太效应”被强化，文化发展中的“文化极化现象”——城市文化霸权肆无忌惮与农村文化备受欺凌并存的文化新格局产生。其实，文化的生长遵循着三条规律：一是多样性规律，文化每多一种形态、多一种变体、多一个维度，其生命就多一点活力、多一点强度;二是个性化规律，文化发展追求的是与相邻文化形态间的差异性、异质性，相互间的区分度越大，该文化样态存在的标识性与独立性越强;三是共生性规律，文化发展是在其与周边文化间的交流互摄中实现的，彼此消长、相互吸收、相互催生、共赢互生是文化群落整体进化的自然规律。正是如此，村落文化的存续、变异、杂生是其文化近邻——城市文化走向强盛的基础。正如赵汀阳所言：“要想最大化自己就必须最大化他人。”[4]没有村落文化的强势生长，城市文化最终也会走向自取灭亡的命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荣辱与共的关联。然而，随着村落文化轴心骨——村小的撤离，原本城乡文化均衡的格局被打破，城市文化的霸权地位被加固，村落走向“失魂”的时代，间整个社会文化同质化、城市化的走势日益明显，我国社会文化体系原本的多样性、平衡性、差异性被削弱，整个文化机体的生命与品质随之下降。从这一角度来看，村小的撤并、村落文化的衰落极有可能使我国文化整体建设面临新的危机与问题，整个文化的母体与原生带(村落)势必受到重创。

　　(三)村小撤并蚕食着农村文化的自然生态

　　村小撤并不仅打破了村落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动态平衡，还直接危及村落文化自身的生态系统，给村落文化的繁衍与更新带来障碍。所谓文化生态，是指一个文化群落内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共存共生的整体关联系统。村落文化是一个天然的文化生态，农民文化、农村文化、农业文化在相互关联、交互影响中把村落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有机体。在这一文化有机体中，基础教育始终作为它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而存在。例如，周朝的乡学、宋朝的蒙学、元朝的社学等，它们一直都是我国村落文化的启蒙者、参与者与领头人。实际上，也正是这些基础教育机构的存在才使村落文化超越了原始部落文化，迈出了自然生长的轨道，走向现代村落文化，才使松散的地域文化升格为一种具有稳定内核、持久惯性与生命特征的村落文化。村小是村落文化进化的推手，是村落文化融合的向心力，是村落文化生态的守护者与建设者。可以想象，随着村小的撤并，维系整个村落文化生态的“筋”便被抽掉，村落文化的“魂魄”被釜底抽薪，各亚文化形态间的连接点、转换点与运作枢纽被拆除，村落文化生态随时都面临瓦解的危险。一旦这种文化生态被解体，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的生存家园也会受到冲击与破坏，支持整个农村的文化根基荡然无存，各种农村原生态文化随之走向飘零的境地，农民的社会教育最终走向彻底的真空与缺位。显然，这才是农村文化生态受损的深层危机所在。

　　(四)村小撤并放弃了学校的文化建设责任

　　村小是一种公共教育机构，它承担着复杂的社会职能和公共责任，公益性、服务性与社会性是其根本特征。在这些职能中，为适龄儿童提供优质、便利的教育服务只是其基本公共职能之一，民风教化、习俗更新、观念刷新、传统转生等文化建设功能才是其全部社会职能的完整概括。相对而言，为村民子女提供基础教育服务只是村小履行其社会职能的一个环节与实体性依托。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学校，村小是村落地域中的社会文化实体机构，是村落中的重要文化设施，承担着村落文化建设与重塑的重任。当前，施政者如果仅仅以“村小办不下去”“人数偏少导致教育成本过高”等为由让村小自生自灭，甚至轻易撤并村小，显然是其在文化事业上不作为的表现。换一个角度来看，直接决定一所村小命运的不是城镇化的潮流，不是村小的硬件设施，而是其教学质量。只要把村小建设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盘踞之地，其生源就自然不用发愁，其生存危机也不会出现。基础教育机构不一定非要办在繁华的城镇，也不一定要走规模化的道路，在农村贫困地区同样有优质教育资源生存的空间，如人们熟知的杜郎口中学便是如此。

　　政府自身不仅承担着公共教育管理职能，还担负着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能——公共文化建设职能，即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职能。当然，起码的教育质量、最低限度的生源是村小履行其文化建设职责的前提，但在教育质量均衡保障中，教育行政部门具有充分的可作为空间，它必须慎重地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利用城乡基础教育质量的均衡来带动各行政区域间的文化均衡。进一步说，村小“生源偏少”本身就是政府在推动教育质量均衡发展上没有充分作为的表现，如果再仅仅因为“生源少”就轻易撤并村小，放弃国家对村落文化建设的职责，那么就是“错上加错”了。一个村落的文化、一方百姓的教化与几十名学生的教育相比，二者孰轻孰重，教育行政部门该好好掂量一下。

　　三、村小撤并的文化考虑与建议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不难看出：村小是村落文化的主要维护者、建设者与滋养者，文化建设是村小对村落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基层据点。村小撤并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教育成本核算、群众的态度、宏观学校布局这些表面、功利的问题上，国家必须站在村小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建设主体的立场上全面思考村小撤并问题。一所学校撤起来容易，建起来不易，要将之建成一所高质量的学校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如何从村落文化建设与布局角度来深入考虑村小撤并，是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村小撤并问题上应该考虑以下三条工作原则。

　　(一)坚持村小的文化公益组织性质，将之纳入国家文化体系来建设

　　不同于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村小是国家在村落中布设的基层文化设施，是阻止村落文化向封建化倒退的屏障，是村落文化进化、更新、繁荣的文化堡垒，是村落文化过滤、加工、整合的文化机关，是国家新文化体系建设的最基层组织之一。与村办图书馆、文化宣传机构、文体设施一样，村小的根本属性应该界定为“文化公益性”，即以服务于村落地域公益文化事业为主要职责的公益组织。不同于“教育公益组织”，“文化公益组织”是对村小社会职能的一次重新定位，其职责远远大于“教育公益组织”。村小的所有教育活动、文艺活动、学校文化建设活动、教师培育活动、师德教育活动等都不仅是“做给”村民看的，还承载着通过教育村小儿童来带动家长观念和村民群体观念转变、村落生活方式进步的潜在意图。村小的所有教育活动都对村落文化具有辐射力、领导力与渗透力。基于国家文化发展的整体需要和村小的现实文化功能，我们有必要将村小的属性规定为“文化公益组织”，将之纳入国家文化事业系统来统筹建设。

　　(二)坚持学校布局与文化布局兼顾的村小布点原则

　　村小担负着双重职能——基础教育职能与新文化建设职能，只有两种职能不偏废，才有利于国家文化事业全局建设。在这两大职能中，基础教育职能是村小的基本职能，是村小赖以存续的生命线。村小的文化建设职能是依附于其教育职能基础上的。相对而言，文化职能是村小教育职能的延续，是村小影响村落风俗传统、村民素质、群众精神世界建构的体现。一个没有文化的村落是愚昧、原始、堕落的乌合之众，是村落走向衰败、退化、保守的直接原因，文化匮乏与贫穷是村落危机中最为可怕的一面。正是如此，文化建设又比学校建设要根本得多。同时，村小的文化职能在教育城镇化的大潮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毕竟“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各具有不同的特点，城市学校也影响着社区的发展，但这种影响远不及乡村学校对农村的影响力和辐射力”[6]。因此，政府要更好地肩负起弘扬传统文化、繁荣民族文化的职责，就必须站在国家文化全局的高度来思考村小布局问题。

　　笔者认为，在村小布点时必须坚持学校布局与文化布局兼顾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村小撤并问题上，国家首先必须保证每个村落都能够被周边某一村小的文化辐射到，即每个村落都在该所村小的文化辐射半径之内。当然，当前生源锐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直接决定着村小的办学命运，但生源不能作为学校撤并的根本依据，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参考依据。村小布局应优先考虑“文化区”建设需要而非“学区”建设需要：“文化区”建设的目的是保证每个村落都能够得到村小所承载的新文化的润泽，而“学区”建设的首要原则是充分考虑生源分布情况和方便儿童入学;“文化区”是相对固定的，一个村落、一个村民集中地就是一个“文化区”，而“学区”是移动的，教育质量的变化与控制可以带动“学区”的位移。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呼吁：在新一轮村小布局中，政府应该从“文化区”建设这一战略考虑出发，积极调整学校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将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尽可能建设在“文化区”心腹地带。同时，村小在建设中要坚持“精品”“小班”“小校”原则，以此来吸引附近生源入学，防止大面积学生转学现象发生。只有这样，村小布局才能在保证每所村小生存的同时让每个村落都能够沐浴到村小这一新文化传播源的阳光。

　　(三)坚持将文化收益评估作为村小撤并的基本依据

　　村小撤并不仅仅是学校的撤离，更是文化的撤离，这是一个明显的道理。当前，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消费文化的盛行以及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日趋强势，文化安全、文化保养、文化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事关国家、社会核心利益的焦点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文化收益重于其他收益的观念日渐为人们所认同。

　　就村小作为基础教育机构而言，它担负着对新生代村民进行知识教化、潜能开发、精神塑造的重任，其教育收益明显。但目前我国已基本完成这一任务，实现了所有适龄儿童“人人有学上”的目标，因此在保证“人人有学上”这一问题上村小职能完全可以为任何一所普通小学所代替。问题的关键是：在村落文化建设这一职能上，特定村小所处的“文化要塞位置”具有不可替代性，毕竟上学可以择校而村民无法随意地“择村”。为此，村小撤并之前不仅要考虑群众意见、儿童上学是否便利等一般问题，还要考虑农村文化发展需求。这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文化收益评估。一所村小对村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如何，村小与村落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如何，村小对村落文化建设的贡献率如何，村小对村落文化的影响力如何，村小作为文化中心撤离后周边村小能否代为履行其文化职能，等等，这些就是文化收益评估的内容与指标。经评估之后，那些对村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村小非但不可随意撤并，反而要通过教学质量，的提升来保障其存续;那些对村落文化建设影响不大且其撤并后留下的“文化真空”可以为周边村小所填补的村小可以考虑撤并。无论哪种撤并，教育行政部门都必须考虑村小撤并后的文化建设责任移交或转接问题，绝不能像当前这样，“学校一撤就万事大吉”了，确切地说，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失职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石城客.日均消失64所村校是沉重的提醒 [N]. 西安晚报，2011-12-25(2).

　　[2] 孙强，刘海宏.陕西“空壳”乡村学校调查报告 [EB/OL]. (2009-11-09)[2012-03-20].

　　[3] 李令永.学校的文化功能：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10)：22-25.

　　[4]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J].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8.

　　[5] 李新玲.没有书声的村子丢了魂 [N]. 中国青年报，2011-09-07(8).

　　[6] 蔡剑兴.乡村学校的社会功能定位思考.福建教研，2006(Z1)：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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