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自安：从结果均衡收敛到过程演化分岔的考察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2-14 11:0912

摘要：作为制度理论的一个探索方向，制度演化分析的首要任务在于：纠正主流经济学对制度分析所采取的一种脱离实际的态度和带有误导性的分析方法。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对制度分析的理论回顾中已经有所涉及。本节我们将从制度演化分析的特征出发，来论述制度演化分析作

　　作为制度理论的一个探索方向，制度演化分析的首要任务在于：纠正主流经济学对制度分析所采取的一种脱离实际的态度和带有误导性的分析方法。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对制度分析的理论回顾中已经有所涉及。本节我们将从制度演化分析的特征出发，来论述制度演化分析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制度观的转换，即从新古典范式下的结果均衡观转向过程演化观。

　　经济学在18世纪下半叶脱离道德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就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社会秩序怎样从自主个体的相互交往中凸现出来？第二个是对技术革命引起的工业兴起，以及由此带动的广泛的工业化的制度结构变迁如何给予合理的解释？在前一个问题上，斯密和福格森都主张秩序的自发形成，而否定了理性设计制度的可能。边际革命后的主流经济学发展依赖经典力学范式，主张从资源均衡的角度出发，对市场秩序的形成提供静态动力学的说明。 新古典理论的系统建构导致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关注，锁定在了均衡轨道的视角上。他们认为，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扰动”了已经建立的均衡，但市场的内部力量（个人完全理性、最大化行为趋向以及资源的效率流向等）会使之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收敛到均衡状态。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在生产函数或者个人效用函数中是个外生变量。在给定技术条件和资源约束的前提下，制度与效率是无关的。而即使作为增长和发展的制度变迁，也只会单纯的表现为从一种稳定的比较静态均衡发生偏离，然后收敛向一个新的稳定的比较静态均衡，同时，只要具备相应的技术和资源条件，制度的快速建构和移植复制都是可以实现的。这种结果在个人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最大化假设下，似乎是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因之，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从一种制度均衡的稳定转向另外一种制度均衡的“从偏离到收敛”的过程，没有做出除个人最优决策和最大化理性之外的任何动力学分析。

　　然而，就在新古典理论大厦建构完成，并荣登主流宝座时，转轨经济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使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制度变迁即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可以简单而快捷的通过复制来完成，也没有从一种混乱和低效的状态迅速摆脱（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条件已经具备，人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财富的降临）。这种尴尬让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简直颜面扫地。尽管后来有人抛出宪政改革的论调来维护新古典的制度观，但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他们在用别人的东西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库尔特•多普菲指出：“正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样，科学发展看来遵循着差不多的方式。最初，创新创造了某种‘多元主义的混沌’，它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然后，科学思想围绕着分岔点波动，常常是由于某种最微小的原因，人们对某种理论类型的接受积累性的增加了。最后，整个学科的发展就锁定在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理论类型中。” 新古典经济学在边际分析、均衡思维和最优化方面的情有独钟和惯性思维的发展，其实正好是这种因果累积和线性演化的结果。乌利克•维特（Ulrich Witt）甚至专门讨论了现代经济学自身的路径依赖效应，并以积累因果原理和演化理论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成为主流，并分析了为什么由此导致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式微。

　　制度演化分析试图接过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任务中的两个问题，从系统论出发，通过过程演化的考察来解释“市场中自利的个人怎样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秩序”这一命题；同时，通过对知识和信息扩散以及人类认知模式转换对行为决策的影响来解释“经济系统中的制度演化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在机理”这一命题。

　　从新古典制度观到演化分析制度观的转换，意味着制度分析从一种结果均衡的分析范式转向过程演化范式的分析。这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两种制度观之间的联系：新古典的制度均衡和制度演化模型之间是相互排斥的，还是互补的，亦或二者是否可以有效的融合杂交？尼古拉•福斯(Nicolai Foss)认为，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制度验机领域的发展出现了某些趋同：新古典的支持者在研究中开始明确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也开始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但他认为，这种趋同会由于新古典的“物理－机械范式”与制度演化分析中的“演化范式”不可调和而受到破坏。与趋同论的看法相反，福斯认为，经济学正在面临第三次的理论范式分岔，多元主义的态度在经济学研究中日益被广泛接受，而这一趋势甚至可能再次导致“理论的混沌”。

　　福斯对经济学分岔的预测，和演化范式对制度分析的结论是类似的。新古典所主张的那种制度从一个比较静态的稳定均衡因为外部因素扰动而偏离，并收敛到另一新的比较静态均衡状态的过程，都是基于最大理性和完全信息做出的结论。因此，其制度观是一种“结果均衡收敛”的制度观。相反，制度演化分析的制度观则基于系统演化的整体考察，将分析的焦点从制度变迁的结果转向了对制度变迁过程的考察。后者更加重视制度演化过程中作用与演化动力的各种信息、知识、文化、观念，甚至包括信仰等信息材料的干扰和结果差异。根据复杂系统原理，只要不确定性存在的条件下，系统演化就可能偏离一种单一的线性演化轨迹，而出现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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