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08-2019年我国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实证检验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可以通过发挥技术扩散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明显，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次之。研究结论为更全面考察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以及政策参考。
关键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技术扩散;产业集聚;资源配置
论文《数字贸易如何赋能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在《对外经贸实务》，版权归《对外经贸实务》所有。本文来自网络平台，仅供参考。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明确“要创新发展数字贸易”，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高质量经济发展和建设贸易强国的高度重视。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官方平台的数据，2022年中国服务贸易中，实现数字化交付的规模高达2.5万亿元，相较于2017年增长了78.6%。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表明，2005-2022年间，全球货物贸易的年复合增长率为5.21%，同期数字贸易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8.09%。这充分证明，数字贸易已然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经济博弈加剧，各国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而依托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数字贸易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数字贸易创新发展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促进现代流通体系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因此，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积极发挥数字贸易的经济效应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取得一定成就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人口红利丧失、区域协调发展不足、生态环境破坏、金融风险问题频发等[1-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发展的重点应从“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高。因此，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过程中，城市作为参与数字贸易的重要空间节点，数字贸易发展是否可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作用渠道有哪些?本文旨在探究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测度相关概念，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贸易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为地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第一，对数字贸易进行定量表达，从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数字贸易产业基础、数字贸易市场潜力对地区数字贸易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第二，本文借助城市层面数据分析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丰富现有研究;第三，从技术扩散、产业集聚和资源配置视角，系统阐述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深入认识数字贸易的经济效应。
基金项目：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贸易网络演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应对研究”(编号：2023XSY012)。
作者简介：崔慧青(1998—)，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郭根龙(1967—)，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金融与创新。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1.数字贸易的内涵与统计测度
数字贸易是传统贸易适应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发展的产物。陈维涛和朱柿颖对于数字贸易的理论与相关规则进行研究，指出数字贸易是通过网络进行传输的产品所构成的贸易活动。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数字贸易定义为电子商务，因此，学术界对于数字贸易概念的研究集中在跨境电商。
关于数字贸易水平的测度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单一指标法，常采用BOP服务贸易数据或者UN Comtrade服务贸易数据库评估国家或者地区的数字贸易水平，但因为测度指标单一，不能全面、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数字贸易整体情况。第二种是构建综合指标，但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的测度指标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其中，Ma et al. [4]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评估了全球及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状况;蓝庆新和窦凯[5]采用“钻石模型”，分析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王智新[6]从环境、金融服务、技术支撑、人力资本等六个方面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营商环境指标。对于国内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测度，有学者分析了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贸易水平，并比较各省数字贸易水平的区域差异，考察了其空间动态发展过程[7]。张卫华和梁运文[8]从数字网络基础设施等维度对各省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衡量;丁子淇等[9]以江苏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省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效应;冯宗宪和段丁允构建了包含数字创新等六个维度的测度指标[10]。以上研究从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数字贸易的水平到国内各省份数字贸易测度，充分验证了数字贸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但是，各地级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学者测度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基于数字贸易的内涵和特征，采用熵值法构建以地级市为单位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体系，为数字贸易研究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
2.数字贸易的经济效应
关于数字贸易的经济效应聚焦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产业结构升级。数字贸易便于企业从世界各地获得成本更低的资源和高水平的技术，加快生产进程，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可以提升生产效率，改进制造过程，提供具有竞争力、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数字贸易对于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产业升级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可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12]。第二是产业链视角。数字贸易运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进行交易，交易范畴得以扩展，扩宽了贸易边界，提升产业链增加值[13];同时也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与产业链的竞争力[14-15];数字贸易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可以更容易进入全球市场，加大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16];对于我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及供应链的风险和网络安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19]。现有研究中对于数字贸易经济效应的成果，切入点为国家、产业以及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我国地级市在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本文聚焦宏观视角，剖析数字贸易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
3.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增长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持续高效化的创新和变化过程[20]。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分为三个角度。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探讨[21]、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22-2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导向[20]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方向[24]等。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学术界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从单一、综合指标进行了界定;首先是单一指标，主要从全要素生产率[25]、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6]以及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27]等衡量，但单一指标难以全面考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整体特征，存在局限，由此产生了从综合视角多个维度测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由于学者们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测度方法存在差异。现有的研究成果中，钞小静和任保平[28]、任保平[20]主要从经济增长结构等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质量。随着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学术界以此为基础，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其中，詹新宇和崔培培[29]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测度2000-2014年中国各省经济发展质量;魏敏与李书昊[30]从经济结构优化等多个维度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李金昌等[31]聚焦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从经济活力等角度解释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三是国外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但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故指标构建不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业基金会主要从知识就业水平、创新能力等角度解释了美国经济发展状况[32];欧盟统计局聚焦于民众幸福感、两性平等、工作体面程度，用以解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33]。
4.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
学术界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置因素和后置影响仍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置因素聚焦于科技创新[34-35]、人力资本[36]、产业结构[37]、金融发展等多个视角。其中，针对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未形成统一看法，Sharma[38]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国内诸多学者认为要确保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一致，或者金融发展处于一定阈值内才可促进经济发展，否则会产生抑制作用[39-40]。当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外部经济系统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双重性。
(二)数字贸易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
1.数字贸易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中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因此，本文研究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所产生的影响，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切入点。
首先，数字贸易可以促进地区创新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水平侧重于解决经济发展动力问题，通过创新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转变中国经济发展动力，需要持续推进理论、技术以及文化创新等，提高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为技术开发和研究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途径，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交易的活跃，为数字贸易水平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故数字贸易水平的提升，为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创新环境，激励企业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下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提升企业竞争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个体，居民可以依托社会创新环境和企业专业化发展，挖掘市场机会，开发个人的商业潜能，争取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包容性创新。
其次，数字贸易有效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协调发展关注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一个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论。我国人口基数大，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数字贸易为消费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时数字贸易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有效推动产业内部更新生产流程，加快产业升级，最终实现产业的协调。各个地区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有效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三，数字贸易可以带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绿色发展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在改变消费行为并进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绿色产品、绿色市场、绿色技术以及绿色投资。数字贸易具有环境友好型特征，能够有效缓解传统贸易过程中导致的高排放、高污染以及高投入问题，可通过使用环保、绿色、无污染的资源从事生产活动，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提高生态效率，致力于发展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新模式。
第四，数字贸易可以提升地区开放发展水平。开放发展更多关注内外联动问题，结合我国提倡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应立足国内，充分考虑资源、市场和制度的特征并发挥最大优势。数字贸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为我国对外开放提供技术支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数字贸易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赛道;同时，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赋能，打破了传统贸易的壁垒，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快全球化市场的形成。
最后，数字贸易可以推动地区共享发展水平。共享发展侧重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催生出全新的业态和思想，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提升其创新水平，为劳动者创造增加收入的途径，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社会贫富差距缩小，推动社会成果全民共享。数字贸易依托大数据，可以精准识别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丰富市场中的产品和服务种类，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大数据和云计算不仅被各大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真正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共享发展水平提升。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数字贸易有利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
2.数字贸易、技术扩散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技术扩散指的是在技术传播过程中不存在壁垒或障碍。技术扩散的过程涉及知识、信息、技能等资源的流动与共享，这种流动与共享有助于打破行业间的界限，促进不同领域和行业间的协同创新。因此，技术扩散能够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此外，技术扩散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能够吸引并激励其他地区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推动技术在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的集聚，形成技术创新的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地区创新成本，增加创新收益，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培育地区经济的竞争力。数字贸易突破了传统贸易的时空限制，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对技术扩散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数字贸易自由化可以帮助优化数字化贸易产品的算法，优化代码，打破技术转让的局限;第二，数字贸易本身就依托于数字技术的进步，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数字贸易能够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有助于降低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进数字服务的成本。由此可见，推动技术扩散是数字贸易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数字贸易能够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技术传播的成本，促进技术市场技术扩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数字贸易、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地级市产业的创新，催生出众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些新业态和新模式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例如，跨境电商、数字金融、数字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不仅丰富了地级市的产业结构，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集聚。为了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各地级市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创新政策优化营商环境。这些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人才引进等，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政府还加强了数字贸易相关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为产业集聚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产业聚集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首先，产业集聚有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共享。同一领域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便于技术人才的流动和交流，促进技术创新和经验分享。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还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和转型。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区能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经济的生产效率。当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时，它们能够共享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市场等资源，从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随着产业的集聚，在一定范围内将吸引更多的企业，企业数量的持续增加和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此外，产业集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流入。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相关产业和服务业也会逐渐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就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这种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数字贸易通过促进政策创新，优化营商环境，进而吸引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数字贸易、资源配置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能够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快速流动。数字贸易对于资源的配置可以从资本配置和人才配置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是资本配置。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数字贸易显著提升了信息的透明度与对称性，这有助于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市场动态、项目风险及潜在收益，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还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投资误判和资本浪费，使得资本能够更准确地流向高效益的领域和项目。其次是人才配置。数字贸易依托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高技能人力资本提供了获取额外收益的途径，高技能人才通过知识付费的方式获得收入，实现了工资溢价，同时激发了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研发工作的积极性。当创新部门中高技能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其他部门时，尤其是生产部门，将会促使高技能人才源源不断流向创新部门。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资本与人才配置效率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驱动、高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资本与人才的配置必须更加精准、高效。资本是地区经济发展的血液，其流动性和使用效率直接决定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速度。当地区能够高效配置资本，确保资本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和项目时，经济的增长动力将得到增强。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而合理的人才配置可以促进城市内部人才的流动和知识的共享，提升城市经济的整体效益。当高技能人才的配置得以优化后，信息、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通过高技能人才实现跨区域传播与扩散，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而言，资源配置作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其优化程度关乎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数字贸易能够促使资本和人才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计
本文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贸易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如下：
QE_{it} = alpha_0 + alpha_1 DT_{it} + alpha_2 X_{it} + lambda_i + phi_t + varepsilon_{it} qquad (1)
在式(1)中，i代表城市标识;t代表年份标识;被解释变量QE_{it}为城市i在t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解释变量DT_{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数字贸易水平;回归系数alpha_1反映了地区数字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X_{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人口规模水平(Popu_{it})、人力资本水平(Capi_{it})、物质资本水平(Phys_{it})、经济基础(Econ_{it})、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_{it})、政府干预程度(Gov_{it})、城镇化水平(Urban_{it})。计量模型中还纳入时间固定效应lambda_i和城市固定效应phi_i，以控制整体经济环境随时间的变化，以及由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后，varepsilon_{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1.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贸易(DT_{it})。本文结合商务部、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对数字贸易的定义，从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数字贸易产业基础、数字贸易市场潜力这三个维度选取6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如表1，数字贸易水平依据熵值法进行计算。
表1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测度 属性
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投入 基础设施投入 光缆密度=长途光缆线路长度/行政区域面积 +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
相关从业人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占比(%) +
基础设施产出 电信业务收入=电信业务总收入/总人口 +
移动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用户数/总人口 +
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总人口 +
数字贸易产业基础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软件产品收入(万元) +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 +
电信业务收入(万元) +
电子商务产业 电子商务采购额(亿元) +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
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个) +
快递业务收入(万元) +
邮政业务总量(亿元) +
数字贸易市场潜力 市场购买力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
市场国际化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个) +
2.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QE_{it})。结合新发展理念，运用熵值法构建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发展5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测度 属性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 科教投入 科技投入/财政支出(%) +
教育投入/财政支出(%) +
专利水平 专利获得量(个) +
金融发展 金融存款余额/金融贷款余额(%) +
协调发展 人民生活 单位人均收入(元) +
非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 +
开放发展 外资概况 外资利用(亿元) +
外企概况 外资企业总产值(亿元) +
外资企业数(个) +
绿色发展 三废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产值(吨/万元)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产值(吨/万元) -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工业产值(吨/万元) -
污物处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共享发展 社会福利 医师数量/总人口(个/万人) +
在岗职工工资(元) +
城市绿化率(%) +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政府负担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
3.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①人口规模水平(Popu)，采用地级市人口密度的对数度量;
②人力资本水平(Capi)，选择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的对数度量;
③物质资本水平(Phys)，使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对数度量;
④经济基础(Econ)，选择城市GDP的对数度量;
⑤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使用人均道路面积度量;
⑥政府干预程度(Gov)，使用政府财政一般支出与GDP的比值度量;
⑦城镇化水平(Urban)，选择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率度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对个别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本文研究的所有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级政府网站、中经网等。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3所示，最终得到2008-2019年我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表3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Mean P50 Sd Min Max
被解释变量(QE)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3096 0.0310 0.0014 0.0058 0.0000 0.0595
核心解释变量(DT)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3096 0.0302 0.0231 0.0269 0.0000 0.357
机制变量
Capital 资本配置 3096 0.348 0.291 0.315 0.0001 3.363
Labor 人才配置 3096 0.351 0.277 0.307 0.0000 3.142
R&D 技术扩散 3096 1.182 0.369 4.714 0.0200 85.91
IS 产业集聚 3096 1.608 1.378 1.127 0.0186 8.407
控制变量
Popu 人口规模 3096 5.831 5.969 0.851 1.609 7.730
Capi 人力资本 3096 10.58 10.53 1.307 5.193 13.89
Phys 物质资本 3096 15.37 15.26 1.270 11.77 22.25
Econ 经济基础 3096 7.007 6.903 0.928 4.152 10.23
Infra 基础设施建设 3096 2.661 2.667 0.446 0.942 4.096
Gov 政府干预 3096 0.174 0.154 0.0998 0.0028 2.267
Urban 城镇化水平 3096 0.534 0.508 0.149 0.176 1.00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4。其中，第(1)列以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及未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数字贸易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至第(3)列表示充分考虑控制变量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验证的结果，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充分说明数字贸易能够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假设1得以验证。由此看来，数字贸易对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激励作用，数字贸易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地区经济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QE (2) QE (3) QE
DT 0.1135 0.0131 0.0064
(0.008) (0.004) (0.003)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Constant -0.0003 0.0027 -0.0073
(0.000) (0.000) (0.003)
观测值 3,096 3,096 3,096
R² 0.274 0.966 0.978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通过滞后核心解释变量、重复抽样、排除政策干扰以及截取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滞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数字贸易发展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应和内生性问题，将数字贸易水平滞后一期以代替当期数字贸易水平，并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在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的时滞效应后，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假设1仍成立。
2. 重复抽样法：各地区在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因为地区经济基础存在明显差异，故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固有的差异;另一方面，若地区之间本身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可能会使得数字贸易产生经济效益过程中呈现出地区异质性，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本文拟采用随机重复抽样法(Bootstrap)重复抽样500次，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偏差问题。研究结果见表5第(2)列，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中，地方政府可能会颁布相关政策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使得数字贸易的影响结果非净效应。因此，本文基于基准回归模型，加入“宽带中国”政策的虚拟变量，构造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研究结果见表5第(3)列。回归结果表明，当加入“宽带中国”政策的虚拟变量后，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充分验证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 数据截取——剔除重点城市：考虑到重点及普通城市在社会运行及政府支持力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剔除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城市，分别使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如表5第(4)至第(5)列。可以发现，当我们剔除上述重点城市后，数字贸易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QE (2) QE (3) QE (4) QE (5) QE
L.DT 0.0124
(0.003)
DT 0.0128 0.0130 0.0131 0.0129
(0.004) (0.006) (0.006) (0.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0.0106 -0.0048 -0.0048 -0.0018 -0.0048
(0.003) (0.003) (0.004) (0.003) (0.004)
观测值 2,772 3,018 3,018 2,970 2,959
R² 0.969 0.089 0.089 0.095 0.080
(三)机制检验
本文理论分析部分已阐释了数字贸易主要通过促进技术扩散、加快产业集聚和优化资源配置三条渠道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考虑到中介效应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适应性存在争议，且可能引起内生性偏误和渠道识别模糊的问题，本文通过观察数字贸易对机制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计量模型如下：
M_{it} = eta_0 + eta_1 DT_{it} + eta_2 X_{it} + lambda_i + phi_t + varepsilon_{it} qquad (2)
在式(2)中，M_{it}代表地区技术扩散水平、产业集聚和资源配置能力，其余指标的含义与式(1)一致。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
在表6中，为了分析数字贸易所发挥的技术扩散和产业集聚效应，采用每万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的数据作为技术扩散的代理变量;参考林伯强和谭睿鹏[41]的研究结果测算产业集聚的水平。从表6中我们可以得出，数字贸易对技术扩散、产业集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数字贸易可以促进技术扩散，加快产业集聚，即技术扩散和产业集聚是数字贸易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假设2和假设3得以验证。
表6 机制检验：技术扩散与产业集聚
变量 (1) R&D (2) IS
DT 3.1651 3.8576
(0.650) (0.635)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Constant -14.4807 -5.1740
(4.015) (0.195)
观测值 3,018 3,022
R² 0.8510 0.6673
为了验证数字贸易是否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资源错配指数的倒数衡量资源配置水平。其中，资源错配是指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流动过程中所受到的阻碍，进而导致各部门之间的效率无法实现均衡，结果将使实际产出低于潜在的最佳产出。但数字贸易可以优化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提升配置效率。资本配置和人才配置指数分别用实际使用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存量与这两种存量有效配置时的偏离程度进行衡量。表7为数字贸易对资源配置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影响资源配置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对资本配置和人才配置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数字贸易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数字贸易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创新所发挥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假设4得以验证。
表7 机制检验：资源配置
变量 (1) Capital (2) Labor
DT 3.7841 0.5129
(0.287) (0.237)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Constant 0.8408 0.6747
(0.088) (0.081)
观测值 3,020 3,010
R² 0.1338 0.0574
五、进一步分析
中国地域跨度大，各地区在经济水平、政治环境、自然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拥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对地区经济高质量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地域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两个层面深入分析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
(一)基于地域分布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城市的区位条件、发展目标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以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为切入点，将样本划分为沿海、沿边以及内陆城市，检验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本文根据国家颁布的沿海(Coastal)、沿边(Edgewise)以及内陆城市(Inland)名单，构造了258个城市数字贸易与城市地理区位的虚拟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8。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对于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沿边地区，对内陆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我国沿海地区拥有更为开放的经济环境和政策支持。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中走在了前列，享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贸易便利化措施，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沿海地区得到广泛应用，推动数字贸易的智能化和便利化发展。技术应用不仅提高了贸易效率，还降低了贸易成本，增强了沿海地区数字贸易的竞争力，因此，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沿边地区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其核心目标是维护地区稳定和边境安全，但沿边地区数字贸易对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地域渗透性，表明数字贸易对边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效依托，为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内陆地区而言，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数字贸易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表8 地域分布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QE (2) QE (3) QE
CoastalDT 0.0230*
(0.008)
EdgewiseDT 0.0217*
(0.011)
InlandDT 0.0045
(0.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Constant -0.0021 -0.0024 -0.0024
(0.004) (0.004) (0.004)
观测值 3,022 3,022 3,022
R² 0.087 0.087 0.076
(二)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通过已有研究，我们发现各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数字贸易对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检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因此，本文选择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分位点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见表9。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对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出回归系数“由负转正”的趋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脆弱性，即便有数字贸易的加持，但考虑到基础设施不完善、政治环境差等因素，无法规避自身不利条件，不利于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的显现。
表9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Q25 (2) Q50 (3) Q75 (4) Q100
DT -0.0129 -0.0016 0.0068 0.0189*
(0.002) (0.001) (0.002)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0.0029 -0.0039 -0.0032 -0.0062
(0.005) (0.005) (0.005) (0.004)
观测值 3,018 3,018 3,018 3,018
R² 0.087 0.078 0.081 0.101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08-2019年258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评估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贸易可以显著提高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第二，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促进技术扩散、加快产业集聚、优化资源配置三种渠道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第三，数字贸易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的经济效应愈发显著;此外，数字贸易对于沿海和沿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数字贸易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中国各地级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二)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应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基建”的浪潮下，我国应加大对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尽快提升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水平，实现全国城乡信息一体化;加快数字贸易的发展速度，提升数字技术水平，发挥数字贸易潜力，加快推动数字时代下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的转变。
第二，以多手段为依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借助互联网平台以及信息化手段，推动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可以缓解地区之间资源差距过大、资源与经济发展状况不适配的问题;数字贸易应该发挥技术扩散效应，依托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促使交易过程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互联网构建的信息分享渠道，促进新技术的传播，发挥正向外部效应;数字贸易应促进产业集聚，在发展过程中依靠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地区经济“提质增效”。
第三，以地区差异为导向，促进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考虑到各个城市不同的区位条件、要素禀赋以及发展定位，因此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地区的比较优势，规避地区存在的劣势，在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促进数字贸易和地区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点”带“面”最终实现地区经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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