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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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境经济手段。该研究从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的角度出发，探讨对四类行业分别征收120元/t、100元/t、80元/t和60元/t碳税税率的经济与环境影响，并将碳税返还企业和返还居民等两类情景考虑其中，结果显示：①征收行业差异化碳税

　　摘要：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境经济手段。该研究从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的角度出发，探讨对四类行业分别征收120元/t、100元/t、80元/t和60元/t碳税税率的经济与环境影响，并将碳税返还企业和返还居民等两类情景考虑其中，结果显示：①征收行业差异化碳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无税收返还情景下，2030年我国的GDP相比基准情景下降1.1%，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36%，居民消费下降0.90%，而贸易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短期内能增加我国的贸易顺差，但长期则会引起出口下降、进口减少。②碳税返还能减少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返还企业情景下2030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增加1.89%，家庭消费增加0.62%，进口增加2.53%。③行业差异化的碳税税率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差异明显。2030年，被征收100元/t的煤炭开采、水泥行业的产出分别下降7.72%和1.72%，被征收120元/t的火电行业产出下降3.72%，但如果碳税收入返还企业时，2030年的火电行业可减少无返还情景下0.28%的经济损失。④差异化行业碳税有利于推动CO2减排。在无返还情景下，我国2030年的CO2排放总量下降5.68%，煤炭采选、钢压延、火电、炼焦部门的减排效果最明显，同期分别下降14.7%、9.01%、9.12%和7.17%。因此，应在“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碳税，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在碳税征收体系逐渐健全的基础上，制定分行业的差异化碳税税率方案，高税率应用于能耗大、排放大行业，中低税率应用于能耗与排放相对较小的行业，并综合运用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居民所得税、增加补贴等政策手段，减少征收碳税带来的经济损失，形成与征收碳税相配套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碳税;行业差异;税收返还;经济影响;CGE模型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1]。减少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尤其是减少CO2排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诸多标志性成果。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实施了清洁能源替代、碳交易、低碳循环产业园区等政策措施，并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之中。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将低碳理念融入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加明确了“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三○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CO2排放峰值和碳中和的目标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减排决心和负责任大国形象，也客观上要求我们实施更严格的减排路径，探索碳税等手段以实现减排目标。

　　1研究问题

　　我国是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十一五”时期的煤炭消费占比达到70%以上。尽管“十二五”以后煤炭消费占比稳步下降，但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煤炭消费份额仍然较高，2019年的煤炭消费占比仍处于57.7%的高位水平。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仍然面临着较强的能源刚性需求[2]，“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在能源消费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工业部门是我国的煤炭消费“大户”，也是我国CO2排放的主要“贡献者”，约占我国CO2排放总量的70%[3]。从煤炭消费的行业分布来看(图1)，我国的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017年的消費规模达到17.93亿t，约占所有行业煤炭消费总量的46.49%，而火电行业是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的煤炭消费“主力军”[4]。同时，煤炭消费量较高的其他部门还包括石油加工与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与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五大行业2017年的煤炭消费量达到14.17亿t，约占所有行业煤炭消费总量的36.73%。我国行业的煤炭消费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导致各行业的CO2排放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图2)。据测算，在综合考虑各行业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的情况下，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CO2排放量最大，达到

　　36.28亿t，约占各行业总排放量的36.66%;石油加工与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排放规模也较大，约为26.07亿t，占比为26.34%;其他行业的排放主要集中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这些行业的CO2排放总量为22.57亿t，占比为22.81%。

　　我国长期以来的能源消费结构和行业层面的能源消费情况表明，找到合理的机制和手段实现行业层面的减排是实现CO2减排目标的关键。当前我国行业层面的减排主要通过CO2减排强度目标约束的形式来实现[5]，并由各级政府将减排目标逐级分解到各行业，通过各行业的强制性减排、资源循环利用、能效提升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实现减排目标。这种方式主要通过政府行政管制措施有规划地主动降低碳强度值[6]，它符合现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但相比发达国家以碳排放总量为约束条件、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措施来实现CO2减排，行政干预的方式易出现资源配置扭曲、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7]。

　　现阶段，我国虽然已将环境保护税纳入到税收体系中，但并未将CO2纳入征税范围，导致CO2的减排措施仅限于行政管制手段和局部地区的碳交易，现有的减排政策容易出现执行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约束机制缺乏等问题，影响减排效果。碳税作为一种定价机制，体现了“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税率高低调控行业发展，能对企业形成约束与激励双重机制。但无差异碳税对行业的CO2减排作用有限，无法更明显地区分不同污染主体的减排责任。在此背景下，引入“差异化行业碳税”的概念，在征收碳税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碳税税率的实施方案，对CO2排放量大的行业设定更高的碳税税率，以更严厉的方式倒逼这些行业减排;相反，对CO2排放量小的行业设定略低的碳税税率，以减少其减排成本的方式，给这些行业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行业差异化碳税的本质是推动能源密集型行业转型升级、减少全行业的CO2排放，实现具有差异化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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