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理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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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仍是基本格局，质量变革虽然形成了较为显著的产业经济效应，但仍明显存在二元边际且非均衡演化。目前数字经济赋能仍主要聚焦于数量效应(扩展边际)，对于集约效应(集约边际)如全球

　　摘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仍是基本格局，质量变革虽然形成了较为显著的产业经济效应，但仍明显存在二元边际且非均衡演化。目前数字经济赋能仍主要聚焦于数量效应(扩展边际)，对于集约效应(集约边际)如全球价值链位置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和供应链协同创新效应等不明显。质量变革需在强化扩展边际基础上重点聚焦于集约边际。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是一个复杂作用过程，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策重心应聚焦于有利于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协同，综合利用财税、金融、保险、科技服务等多种政策手段，加大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探索数字化转型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补足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和技术链短板，突破制造业对低成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突破发达国家制造业锁定与挤压，积极构筑面向数字经济变革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质量变革;二元边际;全球价值链;激励协同

　　一、引言

　　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互动，制造业是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重要交汇产业。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新发展方向，与制造业融合不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归纳起来大体上主要集中于三个关键性论题：

　　一是数字经济效应及其驱动机能。数字经济能够产生显著创新经济效应。譬如，张于喆[ 1 ]根据对数字经济起源及数字集约化的分析明确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配置效应，不仅改变制造业信息化路径和知识获取的方式，而且改变制造业资源与需求的匹配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赵西三[ 2 ]、王茹[ 3 ]等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增殖效应，通过对大数据的价值开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制造附加值。石喜爱等[ 4 ]、余菲菲等[ 5 ]认为数字经济具有技术迭代效应，通过新技术迭代能够显著改善制造业生产方式。李廉水等[ 6 ]认为数字经济驱动在本质上是信息化驱动、知识化驱动和智能化驱动，强调数字经济驱动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

　　二是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及制造业质量变革。胡志坚[ 7 ]论述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的三种方式，包括生产方式融合、技术体系融合和产业组织融合。李明伟[ 8 ]、杜运苏等[ 9 ]、余东华[ 10 ]特别强调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链”融合，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促进价值链融合，能够极大提升制造业发展韧劲并扩展未来增长空间。根据对数字经济融合方式和赋能作用的解析，尹伟华[ 11 ]认为制造业质量变革是一种全面质量变革，是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变革相互制约的复杂作用过程。另外，倪红福[ 12 ]讨论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变革，刘丽伟[ 13 ]、霍忻[ 14 ]、陈瑾等[ 15 ]讨论了制造业质量变革的驱动因素和路径等。

　　三是智能制造及其相关议题。智能制造是质量变革的关键性体系，也是数字经济赋能的核心要义。王喜文[ 16 ]、贾根良[ 17 ]、韩江波[ 18 ]等基于中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阐述了中国智造的发展方向。戴克清、蔡瑞林[ 19 ]基于共享式服务视角，论述了智能制造服务化转型的突破路径。王柏村等[ 20 ]基于“两化融合”理念，讨论了智能制造的发展演进和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

　　我国制造业一直以来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两个重要方面：低成本和低价格。为了充分激发这两个比较优势的内在竞争力，我国制造业走出了一条以产能扩张和低端制造为主要特征的数量型增长路径，同时发展成以出口导向和国际贸易循环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产业格局。目前我国虽已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但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资本密集型制造、知识密集型制造、智能型制造并存，低端制造与中高端制造并存、低技术制造与高技术制造并存。普遍的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存在禀赋异质性、低端制造主导、数量型增长、二元边际的制造业体系。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相比，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仍是基本格局，尤其高端制造领域的质量差距仍相对明显。

　　现有研究虽在总体上揭示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机理及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路径选择等，但针对中国制造业特殊的复杂结构性体系，实际上并未能够形成完整嵌入性研究，存在两个重要不足：其一是没有完全兼顾中国制造业的差异化结构实施有区别的选择性赋能，其二是过度关注制造业质量变革的扩展边际。譬如从全球价值链而言，当前数字经济赋能实际上在较大程度上被集中在如何突破低端锁定，而如何利用数字经济赋能突破来自发达国家的垂直挤压显然做得还不够。

　　因此，如何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在破解低端锁定的同时更好解决垂直挤压问题，仍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论题及其创新意义在于：第一，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质量变革二元边际及其非均衡演化分析，揭示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内在机理，规划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重点方向。第二，通过实证阐述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效应，解释全球价值链变革、全要素生产率变革、质量阶梯变革、供应链变革等在不同情形下的实际赋能效应。第三，本文进一步对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相关问题，包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质量变革治理和质量变革中政府行为等展开分析，以期更深入地认知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意义。

　　二、我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二元边际及其非均衡演化

　　制造业质量变革，是指制造业发展中一系列质量要素如技术创新、价值链、生产率、供应链、顾客服务、制造方式、决策与管理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质量改进和质量创新过程。本文引用现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二元边际概念，将我国制造业质量变革解析为一个二元边际结构。其中，量性变革主导形成扩展边际，质性变革主导形成集约边际。实际上根据现代经济学原理，任何产业质量变革都必然是一个二元边际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并保持二元边际的结构性均衡。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制造业质量变革由于一直是低端制造和数量型增长的路径依赖，实际上形成了扩展边际强、集约边际弱的非均衡演化格局。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其非均衡演化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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