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师论文范文浅析武汉分共后孙科的政治主张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核心期刊论文2014-12-23 15:041

摘要：摘要：武汉分共之初，孙科提出走第三条路，抨击蒋介石之反动及共产党之背叛，以安抚摇动之军心，维护 民众对于政府之信翰。对于冯玉祥所提议在开封会议，解决汉宁争端之事，则以法统不可让却为由拒绝之。宁汉 冲突的可能性未因一致反共而平息，反渐趋紧张。

　　摘要：武汉分共之初，孙科提出走“第三条路”，抨击蒋介石之反动及共产党之“背叛”，以安抚摇动之军心，维护 民众对于政府之信翰。对于冯玉祥所提议在开封会议，解决汉宁争端之事，则以“法统不可让却”为由拒绝之。宁汉 冲突的可能性未因一致反共而平息，反渐趋紧张。但因南昌事件及北伐军津浦线败挫之切身利害，宁汉双方转而设 法接近。惟汉方为党统之争，对蒋仍不相容。在各方提携倒蒋之悄势下，蒋离职而去。之后，孙科、谭延阎作为汉方 代表，积极斡旋汉宁沪合作一事。为缓和各方纷争，孙科主张组织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而特委会由临时执监 委员会议产生。此违背汉方之初衷，孙科因而被汪精卫视为叛徒.

　　关键词：孙科;第三条路;党统;特别委员会　政工师论文范文

　　1927年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亦开始分共，此无疑是将以前国共合作时之种种推翻， 武汉政权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孙科作为武汉派中坚人物，为武汉政权摇旗呐喊，并为谋取国民党之 联合，积极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笔者即试图透过孙科之政治言论与活动，来体察彼时之政局与各方权 势之互动关系.

　　一、第三条路 经过多方布工和策划后，武汉国民党人觉得全面分共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15日下午召开国民党中 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汪精卫在会上作了以“分共”为主旨的报告。孙科极 力赞成此报告，并攻击中共和共产国际，“如果接收他们的训令，简直就是降俄!那么，三大政策变成了两 大政策?降俄!降共!”指出，“现在国民革命已经走到三叉点的歧路:一条路是向右转的，·····一条路是 向左转的，……向右转我们不愿，向左转此路不通，……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帜翔 7月17日，武汉国民党政委会军委会主席团召集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部属)、第二方面军(程潜部属) 军事将领至中央党部训话。汪精卫、孙科、唐生智作了关于军事的重要报告，略谓要想实现孙中山之三民 主义，固须讨蒋，但不先分共，必难成功，并述所谓孙中山当初容共，及共现在反不容国之经过与喧宾夺主 之证据。孙科并谓如向左转，将陷共产危险(指受第三国际支配)，或向右转，将蹈蒋氏祖辙(指与帝国主 义者及军阀妥协)，故惟有继续的努力“向前进”。川 19日，孙科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国民革命唯一之路》一文，对其所言之“三条穿详加阐释，以为蒋 介石之右转，共产党之左转，皆是绝路，惟有武汉政府所坚持遵循的三民主义之路，乃国民革命成功之唯一大道.

　　孙科所谓的第一条路，即是蒋介石已经走向的“向右急转直到法西士蒂的路”。孙科斥责蒋介石同帝 国主义、买办军阀妥协。“如果任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的基础永久存在，同时又压抑农工使不能抬 起头来，则将来中国的政权，必然的落在一般【班]洋奴资产阶级的手上。那末，不独是国家民族独立自由 之期望不能达到，各阶级共治的民主政治不能实现，而一般穷苦农工的生计，也因为还受到列强政治经济 势力的压迫，仍不能得相当的改进。这是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决不肯走向这一条路”.

　　第二条路是共产党主张的“向左急转直到波尔斯维克的路”，孙科认为，“最近第三国际训令中国共产 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又有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晓得这些都不 过是共产党的一种暂时的策略，不过是想借此联络民众，来夺取政权，以实施他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建 立一个波尔斯维克制国家的企图”。“其结果必激起全国的大反动大屠杀，旧的经济基础既摧毁无余，新 的经济基础一时又不能建立，这时全国大乱，更易为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压伏，而陷国民革命于失败之路.

　　所以共产党这一条路，不独是违反三民主义，而且简直是一条绝路”.

　　第三条路即孙中山所指引的，用国民党做唯一革命领导的“三民主义这条大路”，共分军政、训政、宪 政三个阶段。孙科着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迫切问题只有在第二期，即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以及中国 统一之后才能解决。“在经济方面，则要用国家的力量，发达国家资本，建设国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走上 新工业的道路，而新工业之利益则归之全国民众。一面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大资本家大 地主之发生。关于土地问题，则由政府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把土地不必经过 农民的暴动，而用政治的法律的方法，把土地作公平的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便于工作可以 得着民生问题的全盘的解决”。唯有实现前两个阶段的的各项宗旨，方能进人第三期宪政时期.

　　由孙科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认为第一条路是法西斯之路，会压伏中国国民革命;第二条路是破坏而 不能建设的社会主义之路，有大乱的危险;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唯有等到第三条路的第二阶段即国民党 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统一之日去解决。而此时政局的具体情况是，北伐军已经收兵，孙传芳和张作霖却猖狂 进攻，实现全国统一，在时人看来是遥遥无期的事。质言之，孙科所提出的‘第三条穿主张只能是一种空洞 无力的妄谈，实是慑于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地位之稳固及蒋介石武力之强横，欲极力维护广大民众对于政 府的信赖，便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这面大旗，以为进阶之路，标榜武汉所奉行的“真正三民主义之路”是唯一 正途，为其分共讨蒋作解释，希望藉此先则清除共产党，安抚摇动之军心，进而东征讨蒋，收束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应对时局之策正是循此路而行，为限制工农运动，由孙科向政治委员会提议，决议如下:“民 众劳动运动，其它之机关，在改革未竣事以前，停止一切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各机关，湖北省党部改组 委员会之各机关，为指导民众，而加以周到之注意。”切声称各省县农工运动违反中央训令，发生错误，通令 各省县工农及各民众团体应归各省县党部指挥监管，而同时又告诫各界人等不得妨害农工团体之运动.

　　实欲一面挽回民众同情，一面与南京政府反抗，至少亦可以汉宁合并改组为调停基础.

　　台湾学者蒋永敬认为“第三条路”是鲍罗廷及中共方面拉拢汪精卫、唐生智所要用来达成东征讨蒋的 途径，至于“分共”的声明不过是一种掩护，藉以平息内外部反共的压力。l’J刚这主要是针对武汉政府在分 共前期对共产党实施“优容”政策，并未“武力清党”。此应是成见之说，因共产党之“七一三宣言”和武汉 国民党之“七一五政变”，使得两党势同水火，已无合作的可能。即使共产国际方面的宣传，也称武汉政府 为反革命，而令共产党脱离之.

　　武汉政府于7月26日正式决定自各机关中排除共产党人。29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黄 琪翔、朱培德等出席庐山会议，计议分共办法。孙科坚决主张以武力裁制共产党，但张发奎反对此议，因 其部属贺龙之第二十军及第十一军之叶挺二十四师整个是在共产党手中，且贺、叶之军队已离开南昌，不 受指挥，如以武力驱共，张必损失颇重。孙科的提议最终没有通过。国”翎孙科并提出若干主张，如查封九 江市党部、九江国民新闻报、九江书店、通缉九江总工会负资人及军队清党办法等，均一一通过。可见孙科 此时已成为武汉反共之中心人物。咖以·旧8月1日，贺龙、叶挺率部在南昌起义。孙科反共的意志，遂愈趋 坚决，他与汪精卫、朱培德集议，决定全面清党分共。3日，孙科对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共产党已实 行破坏国民革命，实行反革命的勾当，中央从此不但要严厉的限制他们，并且已同他们进入战斗时期”。”扔19.，助 二、党统之争 7月14日，冯玉祥与徐谦、孔祥熙等通电宁汉，提议召开开封会议，以讨论合作之事。是日，冯复通 电，曰:“现双方俱觉本党须由本党同志主持，所有以前藉本党之名而并灭本组织 “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关于特委会的产生，则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之。此前汪精卫即坚持 认为:‘诚使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能开，则不但个人负责问题，即机关改组问题，亦可于此解决。此方为正当 解决根本解决也。由此会议可以产生真能统一全国之政府，则一切分崩离析之现象，完全消灭。” 一若照此方案，则沪方诸人均非武汉方面所承认之中央执监委员，势将被摒弃于会外，无由参与权力分配.

　　各方对汪精卫之意图自有清楚认识，西山会议派即批驳汪精卫“高唱所谓第四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 会，何尝真为党为法统之争，实则别有用心。”~言称国民党自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分立而后，早已无法统可言，只能就事实以谋党之统一.

　　宁沪两方多数均反对由第四次全体大会决议产生特委会，认为有承认武汉法统之嫌。因意见相左， 汪精卫、蔡元培、许崇智均曾一度激昂，几使会议中断。经孙科提议，最后折衷方案系将第四次全体会议 改为临时执监委员会议，由宁汉沪三方中央分别开会，推举要员，组成一特别委员会。这在党章上说得过， 而无承认汉方法统形迹。至所谓特别委员会，系由特别委员30人组织之，另有候补委员9人。其中委员 名义上由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各推代表六人，计18人，再合军事巨头及党内元老凑足人数。圈后特委会 又加白崇禧、何应钦，增至32人.

　　对于由临时执监委员会产生的特委会，汪精卫“表示消极”。囚仍”但因此方案既得大部分代表的同意， 且提出者孙科为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无退路，只得表面上勉强同意.

　　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会议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 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原为西山会议派的死敌。且宁方实力派(桂系、何应钦)欲 主掌军事，汪则毫无凭恃，无法统驭全局，自不能坐视不理。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汉派开秘 密会议。会上，孙科、谭延阎力陈舍组织特委会外，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余则以为特委会乃桂系与 西山派为打破武汉合法法统，以偷梁换柱手法，窃取党政军大权的阴谋，且于法无据，万不可参与其间.

　　孙科之特委会提议已使汪精卫主张深受打击，而西山会议派又高谈汪必须下野的论调，汪氏进退失据，孤 掌难鸣，遂发表引退通电，“陈防共过迟，请处分”。侧 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19日特委会第三次大会议决，“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 (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应即合并本会所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其所属各机关应即移 交，由本会分会。””胭山吧O日，宁汉沪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正式结束。孙科被特委会 任命为财政部长.

　　汪精卫认为孙科、谭延I’N背叛了他，他说:“见了孙科同志提出特别委员会的主张，我气极了，我便退 席，我便离开上海。”孙科却谓汪早就同愈许崇智所提组织特委会的主张。孙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 自本年(1927年)八月初，许汝为(崇智)同志以宁汉两方均已一致清党，故曾致函汪精卫先生，主张本 党同志应一致团结，以完成国民革命。其书中曾提出三种解决方式:一为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 执监会议;二为召集粤沪两方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新旧执监委员会议;三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汪 先生对此项意见，以为援引廖仲恺案，广东曾有特委会之组织，故于第三条确予赞同。”2，~ 汪精卫对于特委会的反复，是因为特委会产生办法由四中全会改为临时执监会议，而引致大批西山 会议派成员加人，使汪的权力大受限制。原本希望在蒋介石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精卫，在特委会成 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如西山会议派等，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 望，便率先发出反对特委会的呼声.

　　特别委员会是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武汉方面的谭延阁、孙科为中心，在排斥了蒋介石，剥夺了汪精 卫“合法”领袖地位结成的一个不稳固的联合，藉以消除各方的歧见，使能在安定的状态下过渡到国民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为特委会之倡议者，孙科的用意固非不善，因特委会 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自1925年底以来之分裂状态。但由于特委会本身存在 着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达成国民党党务统一与团结的任务。第一，特委会的成立，在国民党党章中没有 法理的依据;第二，未能获得宁方实力委员与元老委员的谅解与支持;第三，汪精卫、蒋介石两系人物的反 对。在此种情势之下，特别委员会无法发挥其领导效能，致使国民党内部纠纷益繁，冲突益深，国民党又 面临着一新的危机.

　　四、结语 “七一五政变”后，孙科抛弃左派立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成为武汉政权反共之中心人物，并以‘第三 条路”理论为自己和武汉政权开脱。孙科主张分共的根本原因在于与共产党的理念不合及革命主导权的 争夺。而为促成国民党各派力t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一有利地位，孙科驰 驱奔走于技宁沪间，促使各方捐弃成见，团结合作，可谓功不可没。但因其提出特别委员会之妥协办法， 而被汪精卫视为叛徒，唐生智派亦低孙科赴沪后私心自用，以做官为合作，与汉方本意违背。“”这自是站 在个人立场各说各话.

　　孙科深信中国的最佳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国民革命及建设必要贯彻文主武从之 政治，集大权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以对蒋介石恃武力压伏党权至表不满，视其为独裁专政者，国民革命 之最大障碍。在武汉分共后为争汉方之法统，更是必欲去蒋而后快。二人之间的矛盾，既有思想、政见上 的分歧，也有争权夺利的因素—孙科将个人反蒋目的转化成宁汉双方的革命合法性之争，以收获政治利益。然孙科毕竟只是一无武力凭藉的政客，在军事性格突出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故其一直寻求依附的军事力里，在宁汉对峙时颇借重于唐生智，待到发觉唐之权利地盘观念，尤重于蒋， 若羽冀一成，更难对付，因而对宁急望调和，转与桂系接洽。可见政坛角逐重在输燕次在是非，盟友与敌 人，立场关系只一转念间，主义、政见往往只是幌子，一切唯以实利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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