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中国对外战略问题思考之一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1-05 09:5612

摘要：[内容提要]冷战后国际条件的嬗变和各国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面临着双重选择：一方面必须坚持以主权为本；另一方面，为了求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又应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即自主适应。这种自主限制具有双向性、互动性和

　　[内容提要]冷战后国际条件的嬗变和各国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面临着双重选择：一方面必须坚持以主权为本；另一方面，为了求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又应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即自主适应。这种自主限制具有双向性、互动性和独立自主性。坚持主权与自主限制是辩证的统一，都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对主权本质的坚持。

　　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国家间相互依存和国际一体化，跨国公司与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法、国际干预、国际人权、国际军控以及社会、生态等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都涉及主权，国家主权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问题，也使得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
　　主权是民族国家特有的根本属性，即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排他性权力。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当代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最终形成，主权成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固有实质和根本特征。它反映了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应了国家利益的需要。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石的主权，促成了现代国际准则的形成。一切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受侵犯，内政不容干涉，已为《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规定。
　　主权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以民族国家存在为客观基础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必然与变动中的国际环境相平衡，与国家利益相适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这种选择的内在动力，国际环境嬗变是这种选择的外在动力。从本源上来说，主权只有在国际关系中才有真实的意义。
　　一部民族国家发展史表明，在民族国家形成之际，主权往往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以利于民族国家主权地位的巩固。这在近代是如此，在当代更是如此。半个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不够稳定，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较弱，它们对内对外的重大决策以及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抉择，经常受到内外势力的干扰和干涉。为了有力地抵御内外势力的冲击，巩固国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发展中国家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坚持主权是它们的唯一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在当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有其时代特征。

　　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现实构成了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双重的。
　　一方面，西方国家用主权理论巩固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地位之后，就陷入了某种困境，即主权在国际关系中所倡导的独立原则及平等原则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代日益深刻化。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构成了全世界民族国家的绝大多数，它们积极接受和实践主权的最高性和平等性原则，使主权理论无论在影响范围还是内容深度方面都具有世界意义。这是主权理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主权理论蕴含历史意义的最大体现。发展中国家在巩固政治主权之后，进而捍卫经济主权．力图在国际领域获得公正待遇，抵制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与控制，抵制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和霸权，努力改变秩序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并开始在经济上崛起。这一切无疑形成了“西方国家原仓特权地位的挑战，对由西方国家构建井加以控制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结构及其功能的挑战，成了西方国家与生俱来的世界性扩张的藩篱。挑战者均以主权者的身份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都紧紧依靠国家主权这一最有力的武器，依靠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某本原则，这是创立卞权理论的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始料不及的。主权原则尤其是主权平等所蕴含的平等互利原理在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的震撼力，与西方国家的愿望和利益日益相悖，使西方国家的贬低、否定主权的理论观点应运而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主权。说什么“历史工在使国家王权这、同儿逐渐丧失意义”，“陈腐的主权国家的真形——无非是世界循环系统中妨碍血液流通的一个残存的疙瘩罢了”，“应该通过订立国际协定来取消”国家主权[1]；有人主张以国际法优先的一元论，来限制国家主权；有人主张通过强化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的权能，侵蚀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使国家权能“泛化和弱化”，如理查德·加德纳所主张的那佯，锲而不舍地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一点点地侵蚀”国家主权，以建立“世界秩序大厦”；有人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标准，否认发展中国家的当代性，否认它们作为主权者及其行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上述种种关于民族国家过时、国家主权应予削弱或取消的论点，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包括某种机会主义的需求。其实，谈论主权问题对西方国家并没有实际的威胁和损害，因为它们的主权地位十分巩固，无被动摇之虞。它们也从未宣布放弃主权，有时在主权问题上显示出毫不动摇的立场，同时，它们也确有超越民族国家以适应跨国联合的利益冲动。它们宣扬上面这些理论更直接的目标还是为了削弱和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要对现存的以主权为核。它的国家体系进行改造，通过它们占优势的并握有主动权的国际法、国际组织等来整合发展中国家，千方百计从理论到实践削弱、剥夺和否定它们的主权，否定它们的主权地位，总之，西方国家为了资本扩张的利益，必须为它们在当代的这种行为寻求合理性根据和理论支持。这在冷战后时期集中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或相互冲突的干涉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确实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它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结构重大变化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除了捍卫国家主权之外，别无选择。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国际条件下，在主权问题上所作的也许是传统意义上的选择。这种坚持主权的选择，不仅是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也是为了保证主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行使，并深入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另一方面，当代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己经形成，一个密切联动的国际社会呈现在世人面前，封闭型的民族国家形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相互依存、国际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也不能适应在许多方面必须进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势。虽然，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至今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主权的本质和地位，但是，主权国家必须适应新的历吏条件。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切要素都在跨国界流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问，普遍建立起全面的互动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依靠封闭式的自我努力，而是在开放式的互动性的国际关系中求得实现。国家利益的内涵开始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问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国家利益向经济发展利益倾斜。以全球性问题为标志，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它们唯有在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利益．这种实现是以利益和权力的相互让予为条件和代价的。例如为了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必须接受它的规则和条件，有关国家间领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调整，通过国际条约在武器控制、基本人权保障、环境与卫生指标等方面承担义务，而这些方面往往涉及国家主权，因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国际大趋势下，在主权问题上所作的另一种选择是自主限制，即自主适应。这种自我选择，历史上虽然也有，却是偶然的、少量的，而在当代却成为必然的、普遍的。

　　这种在主权问题上的自主限制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双向性和互动性。国家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相互间享有某种权利和承担某种义务，不是单方面的让步，是为了有所得而有所失，两者不可缺一，得必须大于失，其起因和出发点是通过国际间的互动来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始终是主权的中轴，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取向始终是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始终紧紧围绕国家利益这一主权轴心。这种在平等基础上协商谈判，互让互利，正是尊重主权的表现。
　　如果双向性向义务倾斜，甚至向单向性蜕变，即在外来压力下被迫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或失大于得，自主限制就会向非自主限制转化，主权被剥夺，国家利益也就受到损害。
　　第二个特点是独立自主性，即国家是在主权平等条件下作出的独立自主的决策，其目的和宗旨是坚持和强调王权而不是削弱与放弃主权。主权的国际意义就在于国家的独立自主。
　　这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加以说明。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作出的选择既然是自主的，就意味着它是行使主权的结果，是自愿作出的并已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是主权权威的表达，意味着国家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
　　第二，诚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国家限制自已行动自由的法律义务的数量本身不影响它的主权。……影响主权的不是法律限制的数量，而是它的性质。一个国家可以接受不论多少法律限制而仍不失为独立自主，只要这些法律限制不影响它作为立法和执法的最高权威的性质。但是只要有一项影响到这种权威的法律规定，它本身就足以破坏这个国家的主权。”[2]确实，在主权问题上的自主限制有一个“度”，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性不能超越。只要把握好这个度，发展中国家就不会由于自主限制了自己的一些行动自由而丧失其主权。换言之，决定主权问题的不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自主限制的数量，而是这些自主限制对卞权本质所产生的影响。这已为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实际上，在自主限制的情况下，主权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的基本特性并没有变，只是与主权所授予的其他国家权力有所分离。换言之，国家权力可以分解，有“内核”与“外围”之区别。主权的本质是对内最高的政治统治权及其对外独立权，它在国家权力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就国家人格和主权最高属性而言，主权是绝对的，排他的，不可分割的，不可放弃的，这在全面的国际一体化实现之前是不会改变的，其他的国家权力则不同，它们是主权授予的下属权力，是主权的派生权力和具体表现。国家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或更大利益，可以有条件地暂时或长久的转让这些权力，而国家真正自主限制的正是这种权力，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国家并不是放弃这些权力，只是共同行使这些权力而已，即所谓政府间集体决策和政策协调，必要时国家也可以收回这些权力。主权正在从传统走向未来，从古典的、封闭式的权力走向当代的、开放式的互动性权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趋势将加速。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即以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代价，充分利用当今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有利因素，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实现现代化，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这最终无疑会强化国家主权地位。

　　总之，在主权问题上进行自我限制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是当刊发展中国家行为新的生长点和特征，是它们对当代新的国际环境所作的适应性反应，是它们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举措，这一历史性的普遍选择符合国际大趋势，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具有进步性。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选择，还是全新意义上的选择，虽然一个表现为“不让”，一个表现为“让”，形式迥异，却都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对主权本质的坚持。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只要这些历史条件不发生根本变化，它们的主权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主权与民族国家同在，只要国家存在一天，它就不会消失或被否定，但是，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却是随着国家利益的转移、国际环境的转换而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我们探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主权问题，其目的并非要削弱主权的本质，而是寻求最佳选择，以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顺应历史潮流，在与全球化和谐共进中更好地坚持主权，使之成为走向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这也是世纪之交中国必须考虑的对外战略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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