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自由主义：一个观念与行动的交互分析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0-29 10:1012

摘要：摘要：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从政治运作层面上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与思想家从思想层面上对子自由主义的拒斥，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被排斥于中国现代政治生活领域的两种原因。而且由于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拒斥发生了交互的影响，更注定了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被

　　摘要：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从政治运作层面上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与思想家从思想层面上对子自由主义的拒斥，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被排斥于中国现代政治生活领域的两种原因。而且由于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拒斥发生了交互的影响，更注定了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被曲解的命运。本文通过对于这一交互关系的揭示，凸显了自由主义被误会和自误的历史内涵，并从中分析了告别妖魔化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

　　现代意识形态的三大体系——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命运是大为不同的。相比较而言，自由主义的命运最为可悲，它遭到了最为坚决的拒斥：从思想层面上讲，它未能抵抗激进主义的进击和保守主义的消解。从实践层面上讲，它未能化解政治人物的敌意和排拒。自由主义由此成为退隐于现代中国历史运作舞台背后的惟一的现代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却是最能与现代进程相统一的意识形态。就此而言，现代中国之拒斥自由主义，就具有了必予认真考察的思想史主题的意义。

　　拒斥之作为行动
　　自由主义之受到现代中国的拒斥，从总体上来讲，体现为一种连贯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现象。而分开来看，则表现为两种似乎没有关联实际上相互支撑的拒斥状态：一是政治家在政治运动的组织过程中对于自由主义的组织化拒斥；二是思想家在西方现代思想的接引与创造中对于自由主义的松散性排拒。前者的拒斥，因为必然借重政治权力与社会运动，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行动取向的拒斥；后者的拒斥，因为依靠的是思想力量与逻辑论证，因此可以说是—种观念取向的拒斥。二者构成拒斥自由主义这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
　　首先分析一下前者的拒斥。这一分析，可以从两个视角人手：其一是从现代中国政治家趋同的一般反应上看；其二则是从政治领袖之作为典型人物的影响力上来看。
　　从一般角度讲，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是从社会的现代运动之如何可以便捷地组织这一视角着眼的。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一般的理由不外有四：其一是因为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左。中国传统重群体的精神与自由主义重个体的精神，在此处于一种不能兼容的状态；其二是因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后果令人失望。20世纪初期晚清以及北洋军阀的宪政实践为其提供了支撑；其三是因为以自由主义为精神支持的西方，太具有侵略性而缺乏公平对待弱势民族的善意。中国近代的创伤记忆为其作出了证明；其四是因为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具有消极作用，不利于对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进行强有力的组织，以便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当然，政治家以上述理由对于自由主义所作的拒斥，相对于自由主义之难以作用干中国现代社会这一问题而言，肯定是致命性的。这是因为：其一，由于中国的现代起点与现代的政治社会组织扣合在一起，因此政治家是现代中国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价值主张与人格魅力，足以对刚刚开始形成的中国入现代观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二，政治家在现代中国当然地是社会工程的组织者与实施者，他们可以付诸组织力量将自由主义排斥在进人现代社会组织过程之前；其三，现代早期的中国政治家是集政治权力、思想领袖于一身的人物，他们通过自己的著述，对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制约作用：
　　后一排拒，因为是相对于政治家实际地发挥的行动性作用而言的，因此对于自由主义之无法影响中国现代思想与现代行动方案的实质构成，是根本性的。因为：其一，无论现代中国来自何种党派、何种文化教育背景、何种地域，具有何种价值理念、政治主张、理想目标、人生追求的政治权威人物，对于自由主义，均同样采取毫不客气的拒斥乃至诋毁态度。这就产生了一种有效的拒斥自由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其二，政治家们都将中国现代化的耽误，归之干携带自由主义观念而来的西方侵略者。于是自由主义一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就被强势人物成功地妖魔化了：这就促成了一种拒斥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其三，政治家们都将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严格组织起来的那种集权主义式的思想与行动主张上面。这就营造了一种悬置自由主义之后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性思路。
　　简而言之，由于政治家主要是借助于思想来展开行动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在书斋里对于自由主义进行玄思的思想家与学问家，故而，他们拒斥自由主义的主张，对于自由主义正常地发挥其强劲的现代功能，产生了无可挽回的致命性伤害从典型个案上看．就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遭到拒斥而产生了历史性影响的，则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两个重要政治领袖人物为代表：一是开辟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大局的孙中山，二是领导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蒋介石。相比较而言，奠定蒋介石精神底蕴的是被国共两党共同视为“现代”中国创始人的孙中山。孙中山的政治著述不少，但是短篇幅的《建国方略》体现了孙中山的基本政治主张。而他的《建国方略》实际上体现的排拒自由主义的心态，是一目了然的。从同情的角度看，孙中山对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宪政政治是认同的，合则他不会将宪政视为中国现代政治运动的预期目标。但是，当他将宪政的落实限定在一个僵化的格局之中时，他事实上也就限死了中国通向宪政的道路。这可以从他指谓的中国通向宪政之路的几个论述基点上看出来。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中国现代政治的观念根抵，以三种递进的政治形式为中国建设宪政制度的基本关联结构，以三种政治形式各自的制度要素的刻画为其能够递进的条件与动力，从而勾画了一个以五权宪法为架构的现代中国政治框架。分析起来，孙中山的论述，结果预定的是宪政，但是起点和过程却都是消解宪政的。以三民主义言，孙中山将民生主义放在第一位，顺延下来的才是民权主义，然后才是民族主义。其实，对于建立在“民族－国家”架构基础上的现代政治来讲，现代民族的生成与人民主权的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本是冶于一炉的。宪政民主乃是一种将政治的活性实践与理想建构完全勾联在一起的完整政治形式：而且，即使要将三者的起点与延伸作一个勉强的区分．那么一定是现代民族诞生在先，民权落实为其奠立政治格局，而民生问题方可以期望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不是以蔑视民众的起码智慧作为前提，将政治家（同时也是教育家）的作用夸大为宪政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政治构想，显然是一种完全脱离实际政治的玄想产物：在实际的政治操作过程中，没有民权保障的解决民生问题，从来就不曾有过，至多只能为事实上的专制者以给民众小恩小惠换得对于专制的忍耐提供思想援助同时．孙中山想象的队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递进之路，事实上是一条完全元法行得通的道路。因为政治的支配性逻辑是权力逻辑．一种没有得到有效限制的权力体系（军政），绝对是不可能自动地自我限制并走上通向宪政道路的孙中山完全无视这一政治史事实，因此他只能成为一个“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他的构想越是顺当，就越是不具有可行性。
　　蒋介石后来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一大思路。并且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成功她将中国政治格局限定在孙中山所指的第一阶段。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诸蒋介石的个人品质，而是因为权力逻辑使然一一权力只有撼倒了足以对抗它的自由（权利）之后，它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成独大的，它也才足以按照某种政治领袖预设的愿望去完成某种政治理想——令人叹息的是，这种理想早就蜕变为它的反面。对此可以从蒋介石20世纪初年代掀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及40年代刊布的《中国之命运》作一个双面观：前者代表着蒋介石的社会运动组织方式和意欲，后者反映了蒋介石试图在思想观念上制约中国社会的动机和方向。从前看，30年代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声称仍然是沿循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的。但是，它认定准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乃至当下显示效果的组织过程，才可以期望将衰颓的中国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在国民党内主张向法西斯学习的氛围中，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结合孔孟之道和现代军事伦理学，通过宣传礼仪廉耻儒家之道和”全国人民生活军事化“来慢慢向全国人民灌输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仅”。这项运动的“理想”是“本质上盼…·祛西斯主义”，是以“改革社会，保国保种”为号召的“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可见，新生活运动是由三个支点支撑而起的：一是极权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着决定性意义；二是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是现代中国组织的惟一有效方式；三是以德治国比之于以法治国更有利于中国的现代转变。显然，这些支配了蒋介石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思路，都是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制度要求悖反的。
　　就后者而论，蒋介石刊布的《中国之命运》，可以说是对于他在叨年代尝试的那种社会运动形式的一个理论化努力。在这本书中，蒋介石强调的，也不外是三个问题。首先就现代中国究竟应当不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申论。他对那些“膜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嗤之以鼻， 而且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样需要反对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方式。”并将二者视为近代中国动荡混乱的原因，视为列强支配中国的精神基础。他怒气冲冲地说，在振兴中国的革命即将成功的时刻，“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因此他提醒中国人“不陷于所谓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之弊”。并且发誓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这就完全将自由民主视为蒋氏试图建立专制政治的绊脚石了。其与3O年代新生活运动时期蒋介石试图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在精神上完全是贯通的。其次，蒋就现代中国走向富强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持进行了阐述。它将古典中国的德治思想与仁政观念，视为中国迈向现代、成就繁荣富强的精神基础。他强调“诚”之作为国家重振的精神底蕴。在他所拟订的“冷后建国工作之重心”的几项条目中，心理建设上特别指出“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中国智仁勇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而伦理建设上则强调“培养救国的道德”——这种道德又在传统中国的忠孝道德中得到了源泉。于是，现代追求埋没在传统辨认之中。“现代”究竞是什么样的，简直就无从说起了。再次，蒋介石在陈述自己建立这样一种现代国家的过程问题时，一方面将孙中山的“军政”一“训政”一“宪政”进路祭出，同时，更加强调因为我们中国人古典时期享有太多的“自由”，因此，现在应当“结成很坚固的团体”，“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盘散沙一样的‘自由’”至于如何结成这种团体，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党化国家。“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蒋氏的这一思路，大致为后未拒斥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继承。
　　通观现代中国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恰如前述，理由基本上是接近的。而说起来，他们对于现代中国拒斥自由主义的影响，则是长程性的，这注定了自由主义之被排斥在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之外的尴尬命运。

　　拒斥之由于观念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体系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因此，即使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进行拒斥，也可能只是表面化的。因为，以政治行动来拒斥政治思想．常常只能限制这一思想发挥其社会功能，思想的力量常常并不受政治的力量左右；因为，前者的软性特质，使得它可以在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时机，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力量感：政治家可以在它还不能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背景条件下．对它加以压制而限制它的作用：但是，它一旦寻求到发挥自己作用的丰厚土壤的时候，政治家的压制，就难以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二倒是思想家的拒斥，由于是在思想观念上的直接批判乃至诋毁，对于自由主义的受限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就此而言，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远远不如思想家的拒斥来得有力度。思想家可以就自由主义在思想构成上的预设与盲点，加以有效批判，从而将自由主义置于思想的弱势地位，使得它难以具备思想得以传播的观念力度与思想魅力：就此而言，现代中国三大思潮的互动态势，对于自由主义处于一种被拒境地，起了更为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互动态势中，以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的社会局面，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格局影响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思想态势而言，两种批判与一种自误，可以说对于自由主义之作为观念体系“失宠”于现代中国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两种批判，即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种自误，即自由主义者时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误解：
　　首先，看看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个问题是较为纯粹意义的思想向度，另一个问题则是思想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向度。就前者而言，激进主义者对干肉由主义所强调的思想自由、个人主义感到极端不满；就后者而论，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所重视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非常痛恨：从前者来分析．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在处理诞生中的中国之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必须的集群性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的。无疑，激进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呈现了两种走向：在思想上激进主义对于传统的抽象集体主义．即儒家代表的那种类型的仅仅强调家庭、宗族与国家价值的集体观念，划清界限而在政治上、他们对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自由主义，也同样极端反感。因为．要想实现激进主义者期望的以迅速的社会政治动员来使得传统的中国飞跃进入现代中国．只有以高度组织起来的铁一般的党化国家，才有可能。所以，他们在政治行动上不分党派差异、意识形态教条与政治实际目标，对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大加批判．认为是一种消解民族力量聚合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这从蒋介石对于个人主义的痛诋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其他党派的思想领袖对于个人主义的拒斥上瞧见。在一种迷信和推崇高度一统的政党组织的思想氛围中，主张个人主义与思想自由的自由主义，自然成为强势的激进主义的思想祭品，对此，余英时的分析是颇为到位的。他指出，“从思想的实质说，第一个循环是从‘五四’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迅速地向社会主义的一端转化：“五四’时代强烈的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是对于传统的‘名教’的反抗，但此后的民族危机日深却使‘大我’淹没了‘小我’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问本无必然的历史联系，不过二者之问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群体为本位。在这一点上，二者终于合流了。而就后者，即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不满，则是在重振中国的有效方法问题上发生分歧的表现。对于激迸主义者来讲，渐进的方法、改良的方法，都是一种慢药医不了急病的方法。专制极权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方法，才是可以当下见效的方法。结合自由主义在这一主旨下面倡导的个人主义，激进主义简直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自由主义打入一个消解民族凝聚力，而使得民族处于被动挨打的一盘散沙状态的冷宫之中，使其不能对于进行中的中国现代化过程起到渐进积累的正面作用：而且，由于早期自由主义者在领会自由精神的基点问题上没有能力保持一种捍卫自由并与传统对接的高度警觉．往往与激进主义的反对传统思想恰相一致．使得自由主义因此处于一个既无法与激进主义真正同盟．而又被保守主义排斥的双重尴尬境地．在一个激进主义成为中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精英们的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自由主义之被激进主义挤出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心舞台．就不是什么令入奇怪的事情。而国民党时期的“蓝衣社”运动．与后起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乃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干中国现代的思想与运动发生同质性的影响．也就事属正常 其次，分析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说起来，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是由于它忘记了保守主义是对于具有自由天性的传统的保守，而不是以民族自尊心来保守自己的传统。因此，近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一开始就将自己的价值立足点搞偏了。当时，由于自由主义者也在一开始，将自由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落地生根希望，寄托在与传统的成功对峙基点上面，因此，它也就为保守主义以保守传统遗产为号召，拒斥自由主义提供了方便法门。余英时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现状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它种对峙性关系一旦从“五四”下延及今，就使得自由主义断绝了传统的脐带，而且与一切认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处于十分紧张的对抗状态之中。像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就是为了“拨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合谋”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由于自由主义者对于传统的反对，他们对传统的整理自然是掉以轻心的。因此，传统中那些可以与现代价值吻合的思想基因，几乎完全不为他们所注意。倒是保守主义者们，尤其是那些认同现代政治基本价值的保守主义者们，挖掘出了传统中足以与自由主义相吻合的文化遗产。这就将自由主义者置于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竟然想悬空地将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与政治组织方式空降到中国来！这确实抓住了自由主义的“犄角”。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被保守主义者抢占了思想的制高点的情形下，确实处在一个自己被保守主义者拒斥于传统大门之外，而由保守主义者自己将中国自由主义者倾心的现代价值带入了中国文化的尴尬境地之中。加之保守主义在伸张自己的这种主张时，对于思想的技巧特别讲究，就更是凸显了自由主义者在伸张自由时的幼稚状态。他们以文化的力量将自由主义依靠逻辑的力量想做的思想事业，推进了一步。这使得自由主义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被排斥状态。可以说，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排斥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如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被排斥所起的作用。
　　再次，讨论自由主义自身的歧路。从自由主义一进人中国文化语境之后的思想格局来看，自由主义对于自己的理论言路就不是十分清楚的。早期引自由主义进人中国的那一代自由主义者先存而不论。就从较为成气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一代自由主义者来看，姑且不说他们对于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置化处理所导致的自由主义的尴尬处境，就是以他们对于自由与公正关系的倒置、自由与平等关系的错位、现实效用与长远功能的利弊来讲，他们就没有能够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开辟一个好的地盘。虽然今天这样评论那一代自由主义者，似乎有失公允。但是，他们对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尴尬处境，确实要担负主要的责任。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失误。一是从西方国家留学回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主义干中国现代转型作用的认识上所发生的问题。这中间尤其引人注意的是30年代那批本来同情甚至说是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留学生放弃自由主义的言论。像后来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产生过相当影响的政治学家、留学哈佛大学的钱端升，就可以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来看。他对于民主价值本是具有信仰的。但是，在面对中国的实际政治出路问题时，他却认为专制乃是一个好的选择。“至今我仍对把普通民众作为它的首要考虑对象的政府抱有无限的希望，对丝毫不问民众利益的专制政府深感痛绝。但是，我不能不对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感兴趣，即这种政府是组织良好、富有理想的，并且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考虑的，哪怕这种政府是个专制政府。”于是“极权国家是绝对必需的”。而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张金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陈之迈，也持类似于钱端升那样的观点。这些接受了正宗的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文化熏陶的人士所发出的议论，表明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认同与对于极权主义的实际政治选择，处于一种矛盾并存的状态。就后者而言，他们已经站在完全的效果立场来势利地看待自由主义，由此钱端升才议论道“既然独裁确实能够促进大部分人的（几乎是全体人民的）幸福，那么任何人就不能因其压制了少数人的自由而坚持要求民主，民主在谋划人们利益的方面，是不能与独裁等量齐观的。”正是基于这种目光短浅的势利眼光．像钱端升那一辈专业政治学家，已经无法承担起传输现代政治理念给中国人的重任。他们将自己本可以担当的责任向后推移了、这种自由主义者的自误．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二是像胡适那样的坚定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基础的论证，所具有的理论的冒弱和实践的幼稚特点，对于自由主义得以影响中国现代转型发生的消极影响。在理论上，胡适从来就没有能够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交代给中国人，他是以顽强的信念来支撑自己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理论选择的。而当他从理论上来阐述这些观念的时候，他要么将自由与道家的逍遥混淆，要么将自由视为“娜娜的出走”：在付诸实践问题时，他吁求的“好人政府”则显示了他没有能力在中国指认出自由主义的代表阶层，而为自由主义奠定成长的社会基石。’
　　与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倾向民主转变为认同专制不同，4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理念的把握．显然要比30年代的前辈们坚定得多。以当时这批人对于自由主义的几种阐述来看，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比较到位的。那时盛行的基本观点被论者大致概括为三种：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关联，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贯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连接。这些认识，对于自由主义的丰富内涵，无疑是较为充分地凸显了出来但是，以他们对于平等的强烈诉求，表现出的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元法将底线的权利自由与自由民主的丰裕社会所特有的正义自由观作适度的区分，从而将下限自由与上限自由混为一谈。而且，当他们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诉求作为基础价值伸张、却又处于一种“左”“右”夹击的“统一战线”的攻势局面之中时，他们简直就丧失了以对于自由主义真精神的把握来引导当时中国政治健全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对于宪政制度的吁求．也就落得个被主流政治势力愚弄的困窘结局。而且以他们对于诸自由相关性的轻慢，他们实在无法将自由主义以健全的形态带给中国社会；实际政治的运转，必然造成“攻治自由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沉寂” 告别妖魔化自由主义的时代。
　　从上可见，自由主义之受到拒斥，显然来自两种交互作用着的力量：一是政治家主要地以行动为取向的拒斥，二是思想家主要地以观念为取向的拒斥：前者并不仅仅停留在行动的领域里，它要向观念的领域里延伸，所以，政治家的拒斥常常反映为他们努力著述，来对于自由主义加以批驳：后者则也不仅仅是停留在观念的领域里，它也试图借助于组织力量向行动领域里拓展。因此，思想家常常具有吁请专制的政治冲动。就这种思想态势和行动趋向而言，二者具有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政治家既以自己作为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天生反感排拒它，又以思想家的说辞作为这种排拒的理据：而思想家则总是将自己对于自由主义的观念拒斥（或误解），诉诸于政治家的组织化支持，而且极其善于从政治组织的效用上、政治权威的维护上着眼，来激发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感，并有效动员起社会诸方面的力量将自由主义全面丑化——妖魔化。这种妖魔化扩散于有关自由主义的各个方面：在观念层面指责自由主义涣散了民族精神，既与传统美德疏离，又与“现代”精神相隔；在制度层面指责自由主义忽视了公平，不仅有违大同宗旨，而且与民富国强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左；在日常生活层面指责自由主义瓦解了社会秩序，不单是涣散了民众的信念，并且将社会打入混乱境地。于是．在政治家与思想家不约而同的拒斥中，自由主义成为近代以来最为中国普遁大众社会所陌生。因而也最为他们无端排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他们无法通过以对于自由主义的合理理解来全面理解他们日思夜想的现代化，而且一旦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化迟滞的观念原因，并且在思想的层面上将其归结起来的话，自由主义总是成为被指责的焦点。
　　但是。现代中国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是一种接引“现代”而又拒斥“现代”的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悖论处境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就“现代”社会运动而言，自由主义与“现代”的紧密关联，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问题。就此而言，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关联，绝不会因为意欲“现代”结果而又试图排拒“现代”过程，意欲“现代”成就而又排拒“现代”代价、意欲“观代”理想而又排拒“现代”现实、意欲现代果实而又排拒现代精神的主观意图而改变——不论是政治家的幻想，还是思想家的虚构，都不能阻止自由主义与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的现代化进程的紧密结合。因此，妖魔化自由主义只能是一时一地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思想与行动策略合谋的结果，而不可能是主宰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一种必然现象。
　　因此可以说．从中国现代历史角度讲，自由主义的处境之从拒斥到接纳具有某种思想运动的必然性。
　　当然，现代中国对于自由主义从拒斥到接纳的思想运动，具有其艰巨性。这种艰巨性，既是因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共同拒斥，使得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被长期妖魔化了，也是因为自由主义得到良好的理论清理与广泛传播都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解决。从前者来讲，政治家与思想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妖魔化，广及各个方面，以至于任何试图化解这种丑化的努力，都得偿付高昂的代价。这种丑化如前所述地体现为，其一，将自由主义成功地妖魔化为西方侵凌中国的思想罪魁；其二，将自由主义顺当地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替罪羊；其三，将自由主义固定地看作为一种瓦解中国民族组合力量的散漫观念。这些观念，渗透进现代中国基层民众的思想之中，具有广泛。深厚的精神土壤。从后者来看，自由主义自身的引人与所谓“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收效还不甚显著。从严复到胡适再到殷海光，三代自由主义者因其脱离中国现代进程的理论与实践进展要求，对于自由主义之有效作用于中国社会，都限定在引进观念的范围内。后起者的思想责任与行动责任，都显然非常沉重。今天中国社会看待自由主义，依然是从过去那种拒斥自由主义的妖魔化有色眼光着眼的。
　　试图将自由主义从妖魔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将之与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以期对于现代化进程提供最力健康的精神基础与活性动力，既依赖于社会运动自身的诸条件的具备，也依赖于我们能否在理论清理上告别妖魔化自由主义的思维定势。前者是外部因素，后者是内在条件。就前者而言，中国社会持续的现代运动，是走出妖魔化自由主义的深厚社会基础。因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及其运作形态完全吻合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作为论证最显完备的政治理论，和它站在理论与实践相交叉的边沿上看待并引导现代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只有在社会本身的现代性因素凸显的过程中，渐次地得到认知。这无疑需要时间和耐性。为此，自由主义者必须克服自己急于证明其现实功效的急促心态。就后者讨论，首先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对于自由主义横加指责的政治家乃至思想家，是没有认真对待过自由主义的一批人士。他们既没有认真阅读过自由主义的经典文献，也没有合理地思考过自由主义与现代进程的关联性向题。说他们几乎不懂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其次，就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的知识分子来讲，也需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界限、历史演进、中国处境等问题作分别观，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只是基于某种理论的逻辑兴致，来加入到自由主义的大合唱之中，对于自由主义这种期于健全地作用于现代社会进程的弱势意识形态来讲，意义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他们会以自己作为自由主义理论新锐的追求者，而产生对于自由主义理论历史进展与实践递进问题的轻慢态度，从而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期于解决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的方案，而只能托出一个期于理论完备的理想化蓝图。这对于自由主义自己显示自己为最适合“现代”之需的理论特质，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此而言，划分清楚自由主义的有关理论界限，进而划分清楚有关自由主义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界限，就是极其重要的思想事务。这是绝对不能以一种乡愿式的和谐或无原则的调和来对待的事情。在此，以强调自由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底线，绝对重要过不讲理论价值原则的、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所谓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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