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内在张力与从孔子到孟子的话语转型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0-08-25 10:2012

摘要：[关键词]仁义 张力 和同 别异 仁义是孔子和孟子通过继承总结三代礼文化精神而建立起来的行为准则，构成了中国式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在汉语习惯中，道德几乎总是尾随在仁义之后合称仁义道德：反之，脱离仁义而推崇道德的倾向，在汉语思想世界中，联系着的往

　　[关键词]仁义 张力 和同 别异

　　仁义是孔子和孟子通过继承总结三代礼文化精神而建立起来的行为准则，构成了中国式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在汉语习惯中，“道德”几乎总是尾随在“仁义”之后合称“仁义道德”：反之，脱离“仁义”而推崇“道德”的倾向，在汉语思想世界中，联系着的往往是形态各异的非道德主义思潮，如老子、庄子的自然主义思想等。观照仁义观念建构的逻辑与历史进程，有助于我们更切实地把握其社会文化功能。

　　一

　　孔子的思想被称作仁学。所谓仁，就是强调人对待他人应秉持爱的原则。推而言之，即便是对待他物，也理应保持几分怜惜尊重，所以仁也可以称仁爱。仁爱不意味着要求无分别地对待所有他人或他物，而承认本末厚薄在所难免。这基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理由。就主观方面说，仁爱的承担者是自然性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作为人，其感受及表达爱的能力肯定有自己的局限性，局限的表现之一就是无法做到无差别地对待他人或他物，勉强要求等同只能适得其反。就客观方面说，人可能遭遇的情境与对象具有无限复杂性，同样的主体原则落实到不同的对象情境中，所可能产生的互动方式与成效必然不同。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论及仁，每次解说都不尽相同，这种不同，就应该与其对仁爱原则落实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形态分化的感受有关。

　　孔门仁学观念的这种张力，在有关管仲的评价问题上有所表现：“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按子路、子贡等人的看法，管仲的为人，违背“忠”的道德原则，因此称不上“仁”。这种判断应该不会在其所受仁学教育中完全找不出依据。孔子虽没有否认管仲个人品格上的具体瑕疵，但不赞成子路的判断，坚持要以“仁”称许管仲。在与子贡的讨论中，孔子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立论依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这表明，仁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在落实过程中会呈现出特别的复杂性。某些在行为形式层面似乎是违背仁的准则的人物，有可能因为其行为后果对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的特殊贡献而被认可为仁;反之，也有些人物或行为，就具体形式层面看似乎坚持了仁的原则，却由于其行为所导致的客观后果而可能引起争议。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宋襄公。宋军与楚军作战遇于泓水，楚军渡河中途遇冰层破裂，陷入混乱，襄公坚持不能乘人之危，拒绝了下属的出击建议。楚军已渡河而立足未稳之时，襄公又以不能攻敌于其不备为理由，拒绝下属的进攻建议。楚军整列準备好之后，没等宋军反应过来就迅速掩杀，导致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身受重伤。就主流的历史叙事言之，泓水之战没有成就襄公的仁者之名，反而很多时候使其成为迂腐不合时宜者的象征符号，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仁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仁无疑需要结合当下具体情境，并通过与具体情境的结合实现形态性转化。由于这种转化，从统一的仁之中，就会分出很多与仁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行为和品格特征。孔子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就是强调，同一种仁的精神，其表现需要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后的形态甚至有时会达到相互间完全对立的程度，如“好”与“恶”就属这种对立形态。“好”就是爱，是仁爱的积极形态，“恶”就是恨，是仁爱的消极形态。“仁”内在地包含张力和对立，这种张力和对立，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相矛盾。生活是复杂的，现实充满着矛盾和对立，理论要有效地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就需要切实把握并充分反映出现实的这种矛盾性。孔子痛斥“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表面上看，乡愿对谁都很友好，最具仁者之风，但孔子却认为这种没有原则立场的所谓老好人，实际上是对仁德的最大损害。

　　仁有时表现为爱，有时又需要表现为憎，是因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生活中的人形形色色，仁的表现不能不体现自己的针对性。针对性意味着不能单纯从一己主观意愿出发，而要适应对象的特点，选择适合对象固有属性的处置方式。对象符合仁的要求，则以爱的方式对待之;反之，对象违背仁的要求，仍以爱的方式对待，这就不仅不是仁，而且是对非仁的助长。同样基于这样的逻辑，孔子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仁是崇高的主体修养品格，不是固定的教务，不是机械化的操作程序，主体有责任在具体践履过程中把仁转化为不同类型的素质，如此，其所谓仁的品格才名副其实。“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益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恩惠，在一般人想来，都是与仁不同的品格特征，孔子却强调，只有能实践这五者于天下的人，才能称得上仁。

　　宋襄公因其功业失败而引发争议，与之相反，刘备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因其在三国争霸中的成功而引发争议。不论是在历史叙事中，还是在小说演义中，“刘备”形象都确有其仁厚君子的侧面。这种仁厚，最突出地表现在对结义兄弟关羽、张飞的关系处理上。对普通下属关系的处理方式也不乏反映其这种性格侧面者。曹操听说徐庶为刘备效力，命人伪造徐庶母亲的笔迹，写信骗其回曹营。徐庶是孝子，便要辞别。其他手下担心徐庶回曹营对刘备不利，建议不要放徐庶，以此刺激曹操杀徐母，这样徐庶为报仇，会对刘备更加死心塌地，但刘备觉得，自己使手段让别人杀了徐母，再让徐庶为自己尽力，这过于不仁;硬扣着徐庶让其不能去见母亲，这过于不义;这种不仁不义之举，自己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做，所以很快就放徐庶回曹营了。在对治下百姓的态度上，刘备也表现得富于仁德。刘琮率荆州士族集团降曹，刘备只好南撤。其间荆州十余万百姓追随迁移，致使行军速度受到影响。属下将士建议刘备，率军先行保卫江陵，暂时放弃百姓以免被曹军追上，但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吾何忍弃去。”刘备之不弃百姓，虽出发点是借以成就帝业，但这种以民为本的观念，在面临军事危机的特殊时刻，也很难单纯归结到功利层面。作为对照，曹魏和东吴兴兵过程中，都曾有过屠城之举，如夏侯渊之屠兴国，孙权之屠江夏，刘备则自举兵后从没有过此类暴行。这从百姓的反应中也能看出来。因为身处危境，诸葛亮让将士向百姓传话，说明危险，让百姓自愿选择，愿者可跟随同行，不愿者也可自行留下，百姓了解情况后齐声大呼，宁死也愿追随刘使君。刘备的行事方式，在与同时代其他军阀政客的对照中，使他被普遍称许为仁德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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