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年代中国史学的点滴认识——重读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4-02-14 11:0512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复杂面相。本文从重读业师杨志玖先生(19152002)《隋唐五代史纲要》入手，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 一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人事和院系结构调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奉调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复杂面相。本文从重读业师杨志玖先生(1915—2002)《隋唐五代史纲要》入手，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

　　一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人事和院系结构调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奉调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持系务。在郑天挺先生的率领下，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分为四段：王玉哲先生讲授先秦史，杨翼骧先生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杨志玖先生讲授隋唐宋元史，郑天挺先生讲授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杨志玖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课的讲义，这是著者前言已经说明了的。

　　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学者对我说，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是他们学习隋唐史的入门教科书。我相信这些都是由衷之言。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断代史著作。(注：1955年出版的断代史还有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较早一年的有岑仲勉先生用浅近文言写成的《隋唐史》(二卷)，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印行的，正式出版于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天重读这部著作，会引发我们对建国初期中国历史学的一些思考。

　　二

　　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分为5章，除文化一章外，其余每章各分为3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隋帝国的建立与南北方对峙的结束(公元581—618年)

　　第一节隋的建立与统一中国

　　第二节隋朝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措施

　　第三节隋末农民大起义

　　第二章唐帝国的建立与唐朝的强盛(公元618—755年)

　　第一节唐帝国的建立

　　第二节唐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唐帝国的对外关系

　　第三章唐帝国的衰亡(公元755—907)

　　第一节天宝时期的衰象与安史之乱

　　第二节安史乱后唐帝国的内争与外患

　　第三节农民大起义与唐帝国的灭亡

　　第四章唐代的文化

　　第五章五代十国与契丹(公元907—960)

　　第一节混乱期中的政治局势与社会情况

　　第二节契丹的兴起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第三节周世宗对统一中国的贡献

　　附录：隋唐五代年表

　　向来学者评论这本断代史教材是事实交代清楚，内容提纲挈领，全书线索清晰，文笔清新流畅。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本建国后的第一本断代史教材，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它属于开创建国后通史及断代史体例的著作之列。新史学对著述体例的要求有其章节体的特点。它与清代以前的著作体式完全不同，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历史著作的章节体特点在解放前并没有完全形成，它是在解放后特别是50年代形成的。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杨先生在《前言》中说：“我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曾企图加以分析，避免枯燥的罗列现象，但由于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分析也不免是肤浅的甚至错误的。”这里的所谓分析当然不都是指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分析，但是，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现象却是包含在其中的，如《隋唐五代史纲要》对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都给以了较大的关注和较多的篇幅。对于经济史的叙述给以较显著的地位。20世纪初叶，史学界的大师们就在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体例。但是，大多只能在传统的纪传、编年等框架里打圈圈。比如章太炎拟订的“中国通史略例”分五表、十二典、十纪、二十五别录、九考纪、凡120卷。当时有两种方案，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典志体(如《通典》)和纪事本末体为新史著的主要体裁；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以纪传体和典志体的结合为新的著述方式。(注：参见方光华《中国思想学术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五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当然已经突破了20世纪初设想的那些通史体例。40年代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内容上引进了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章节体的著述形式已经代替了旧的历史编纂体例。但是，即使是章节体，也各有不同。例如，与杨志玖先生的书或前或后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其学术份量自然在杨著之上，著述体例也各有特点，但是，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相比，后者的体例更受欢迎也是事实。杨先生的所谓教科书模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的著作者。例如，1975年出版的韩国磐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篇幅和内容都较杨志玖先生的《纲要》为繁富，但是，其所分设的分篇，一望便知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一致(注：韩著的五篇分别是：统一南北的隋朝、强盛的唐朝、安史乱后的唐朝、黄巢起义和五代封建割据、隋唐五代的文化。)。实际上，即使是今天讲隋唐五代史无非也是五大版块：隋朝；唐朝前期；唐朝后期；晚唐五代；思想文化。由此可见，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的教科书体例对于我国隋唐史学科的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

　　《隋唐五代史纲要》还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和例证。为此，我们要从《隋唐五代史纲要》的作者这一代人的特点说起。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象的。不仅个人的政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学术传统会在这时候发生断裂，而学术脉络却在断裂中蜿蜒前伸。学术史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的历史。

　　中国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共和国建立之际；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文革后焕发出学术第二春，而现在都是髦耋之年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晚清时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受到西方的入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大，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被新的学术体系所取代。民国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童蒙时代的已经不读四书五经，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这与第一代、第二代史学家已经不一样(注：关于史学家的代际划分详后第四节。)。他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眼里，虽然被目为“老先生”，是做旧学问的。但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却未必有他们前一辈那样的旧学功底。杨志玖先生对我说过，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点读过百衲本《元史》，他把《元史本纪考证》抄写在书眉的相应位置，这对他打下元史研究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是，陈寅恪则可以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熟练地使用《唐书》和《资治通鉴》。吕思勉也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这一代人的旧学根底显然与其学生辈有深浅的不同。(注：1995年在东北师大召开《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会议，谦逊的田余庆教授说，他的古文功底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长的一辈(我想，比如陈寅恪、陈垣这一辈)。周一良生于1913年，与杨志玖是同辈人。)他们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以来培养出来的史学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们有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写作范式，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是他们治学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1928年创刊的《史语所集刊》上的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5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被废除，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建国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更新式的教育，也是新的挑战。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点建议》就这样说：“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这倒不是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郭老的这番言说，无疑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第一点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思想障碍，“总是学不到家”!但是，他们都愿意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脑皮质有旧东西霸占着，就要清洗各种旅馆商标，就要洗脑。这种认识不能说不是后来许多老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面前甘心接受批判、真诚地自惭形秽的一个原因。

　　郭老的意见在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视的。1955年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并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他又说：“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人，还够不上称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由于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1]我相信唐先生在这里的表白完全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例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的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前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2]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中，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字风格来说，也是“古文”味道很浓的那种。

　　相反，在唐子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的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上这一段话在整个文章格局里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杨志玖先生(1915-2002)与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

　　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也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语录，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历史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第一处，即第50页在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页谈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时说，阿保机的家庭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这三处对于经典作家的引用，有些是涉及到重大理论问题，必须用唯物史观才能予以解释的。比如，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非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不足以说明白的。而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就显得不是很有必要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也许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身体力行开辟“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注：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达、姚崇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北大。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四书五经”的基础教育和“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就从来不引用马克思)，更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但是，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时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但是，他们在民间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更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他们的过去的治学风格可以作为对抗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的一种力量。在所谓新时期，这些真正已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负起了为复兴中国学术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文革前50-60年代的旧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等。可是这样说，深入考察这一代人学术路径的变奏，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参考文献】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A].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2]岑仲勉.隋唐史[M].中华书局，1980.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wyi/37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