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三个维度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6-19 11:5912

摘要：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从制度上进一步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蕴含的显著优势。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内涵，它们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从制度上进一步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蕴含的显著优势。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内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整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了强大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它不仅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实践中彰显优越性。要增强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坚持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形成制度合力，从而实现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协同提升。

　　关键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与总体优势，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深入思考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认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提出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到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作用、促进市场竞争以及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显著优势，但目前这些显著优势还未能完全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显著优势。一是调动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力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占支配地位，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民营经济充分适应市场需求，将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结合起来，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① 二是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的优化。公有资产由于在社会总资产中处于优势地位，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垄断性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基础科学研究等投资量大、投资回报期长、注重社会效益的领域起关键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经营管理灵活、技术更新速度快、劳动效率高等优势，更加适应市场自由竞争。针对两者不同的特点和比较优势，将其配置在不同领域有利于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布局合理化。三是促进各个经济主体相互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相比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经济主体容易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形成多元经济主体，为市场竞争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在市场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的激励作用下，各个市场主体注重反思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及时调整经营思路与对策，千方百计提升市场竞争力。四是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做大“蛋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利于分好“蛋糕”，确保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

　　(二)新时代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优势发挥的主要因素

　　新发展阶段，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更好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将其内在固有的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增强运用制度优势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盘，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总结我国所有制结构渐进式改革40多年的既有经验与教训，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在发挥所有制制度优势、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一方面，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够合理。我国国有经济分布在重要领域、关键行业不够集中的问题尚未解决，国有企业创新力、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有待于提高。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未能完全适应市场竞争需求，生产效率不高，国有资产收益率较低;在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不得不顾及地方财政、税收、就业等问题，导致改革迈不开步子、错失良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速度较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未能去行政化，政企不分、产权制度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约束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不足、人才流失严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资产监管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当前，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无法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参与竞争，民间资本在进入非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国计民生领域时，常遭受各类隐性和显性壁垒的阻碍，使得中小企业在一般性竞争领域的经营成本上升、利润不足，加之非公有制经济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致使中小企业正常经营受阻。受传统式经营理念的禁锢，部分非公有制企业长期采取高度集中化的家庭经营管理模式，这种经营模式运作在初期具有降低企业成本并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式经营便会阻滞企业获得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增加现代企业制度推广的难度，从而使得企业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与时代脱节。

　　(三)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首先，要从优化国有企业布局入手，补足国有企业发展短板。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关键领域和国家命脉行业，要加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对于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要打破国有企业战线长、布局分散的现状，形成规模效应，努力提高国有资产收益率。其次，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加强党的领导，将党组织有机融入企业管理中;在重点领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探索混合所有制产权立法，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体系，形成权责清晰的监督管理机制;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建设，完善约束管理、创新激励机制，加强对董事会的监督管理。第三，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机制，严防国有资产流失。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堵住国有资产监管上的漏洞。同时，探索完善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加强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第四，进一步营造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环境，为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权益和民营企业产权提供保障和前提。为此，既要做到依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定，积极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资源要素获取、准入许可认证、经营运行竞争等方面的同等权益，又要在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工具，加大信贷支持和税费优惠力度，不断破除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隐性壁垒，降低综合融资成本，还要持续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化的政企沟通渠道。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由初步发展到发展壮大，其内部所具有的社会化生产同传统小农意识之间的固有矛盾愈发凸显，要推动民营企业管理体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度转型，通过为民营经济搭建企业创新平台、构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创新机制，支持民营经济参与国家关键行业、核心技术研发公关项目，进而全面激发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活力。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成和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改革而逐步形成的。从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原则，到党的十五大确立基本分配制度，再到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彰显出显著优势。

　　(一)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关系在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具有十分显著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将个人收入直接与其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挂钩，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劳动者自觉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二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激励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投入，形成创造社会财富的多元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保障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各种要素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三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利于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能有效地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这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激励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投入，形成创造社会财富的多元力量。因此，基本分配制度体现了我国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的发展目标，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二)新时代我国分配制度存在的局限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等方面已经展现出显著优势，但存在诸多局限性。一是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8年，反映全国居民收入状况的基尼系数从0.3左右上升到0.491，而后呈总体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抑制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与此同时，由于收入来源的日益多元化及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如2019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二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按要素分配制度不完善。根据1999—2020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计算结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低。20世纪90年代，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 59%，占主体地位。但是，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开始下降，2011年降至历史最低点47.49%，此后呈总体上升趋势。2018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为52%，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仅如此，我国按要素分配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土地、资本要素自由流动存在障礙，知识、技术等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发育缓慢，产权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三是政府再分配调节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将近70%来自于间接税，间接税比重高有利于国家税收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其通过商品劳务的价格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样会使中低收入阶层所承担的税收压力更大，进而影响再分配的调节效果。另外，政府再分配调节效果还体现在社会保障水平上。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第三次分配不够成熟。“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第三次分配”写进党和国家正式文件，但是目前我国第三次分配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慈善机构少、水平低、运营不规范，慈善事业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这些都亟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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