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与语言演变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2-08 09:5012

摘要：提要 语言的演变和它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本文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与汉语历史演变的关系。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造成汉语方言中的文读音;自秦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书同文政策是汉语各大方言保持同一性的中流砥柱;古代的言辞规范和异地为官制

　　提要 语言的演变和它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本文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与汉语历史演变的关系。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造成汉语方言中的文读音;自秦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书同文”政策是汉语各大方言保持同一性的中流砥柱;古代的言辞规范和异地为官制度是官话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古代的行政区划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现代汉语是历代汉语演变发展的结果，汉语及其方言的现状，不仅与语言本体发展规律相关，也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相关。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文读音;汉语方言;官话

　　语言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造成语言演变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生理的，心理的，语言结构本身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文化语言学研究语言演变的文化原因，语言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文化语言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关于文化的含义，众说纷纭，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即文化是指人类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的积极创造。由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文化语言学也势必涉及多种学科和许多领域，可以说文化语言学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问。本文所论文化制度就涉及国家治理和政治学、郡县制度和历史地理学、书院制度和教育学、言辞规范和社会学等。

　　语言在历史上的宏观演变和微观演变有一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语言的现状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过程都必须研究语言的文化背景。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化语言学”的精髓之所在。

　　上述文化语言学的基本理念是就语言的一般性质而言的，凡语言皆如此，并不限于汉语。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它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又有错综复杂的引人入胜的关系，所以文化语言学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本文讨论中国古代的几个文化制度和汉语演变的关系。

　　一、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与方言文读音的形成

　　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北方方言)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在现代就是以普通话为标准。方言区的年轻人现在读书一般都用普通话的语音，但是旧时代方言区的人读书一般都用比较接近官话的“读书音”，即“文读音”。文读音跟平时说话时用的“说话音”即“白读音”有所不同。例如在厦门话里，“北”字读书时读[pok]，平时说话读[pak]。有的字只见于书面语，口语不用，因此只有文读音，例如“脸”字，厦门话口语不用，口语只用“面”字。因此“脸”在厦门话里只有[dian](老厦门话没有边音1-，古来母和泥母、日母都读为d-)这个文读音，没有白读音(李如龙1963)。除了这些仅用于读书、不用于口语的字以外，在同一种方言里，每一个字都至少有一个白读音，只有少数字既有白读音，又有文读音，称为“文白异读”，例如“大”，在上海话里白读音是[du6]，文读音是[da6]。一般认为白读音是内源音，即来自本方言内部的读音;文读音则来自标准语，是外源音。文读音最初用于读书，故又称“读书音”，后来也渗透到口语词汇，大多是“文理词”，即较文的词。例如上海话“大学、大会、大概、大饼”中的“大”，即用文读音[da6]，“大门、大风、大碗”中的“大”则仍然用白读音[du6]。所以文读音并非仅仅用于读书，口语也用。表1是上海话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应用实例，文读音较接近北京音，多用于文理词，白读音多用于土白词。表中的字音用国际音标标音，用数字标调号。

　　各地方言中文白异读字的数量是不等的，最多的是闽语，有1000多个，一般吴语只有200个左右。有的方言白读音和文读音的语音系统不同，文读系统用于读书，例如江苏的丹阳方言，並定群等全浊声母平声字有文白两种读音，文读音近官话，白读音近周边吴语。“丹阳方言处在吴语和江淮官话的交界，读书音接近江淮官话，说话音接近吴语，文白异读的字多。读书音有四个字调，分别相当于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连读不变调。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四个跟读书音的字调相同)，连读多变调。”(吕叔湘1980)更有甚者，有的方言的文读音系统用于与外地人通话，例如浙江的金华方言，文白异读字数量比周边吴语多得多，“梅、三、安、多、瓜、千”等字都有文白两种读法。

　　那么，方言中的文读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如何形成的呢?

　　文读音的形成与古代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太学是古代中国最高的教育机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漢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此后历代皆有太学制度，后代又称“国子监”，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授课往往采取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也有小课堂教学。学习期限最多要七年。太学生学业期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充任地方官吏。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方言母语不同，老师授课使用何种方言没有文献记载，最大的可能是使用当时的“雅言”。回到家乡的博士弟子应该就是把最早的文读音带到各地方言的人。

　　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太学是官办的，古代的书院则多是民办的。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初。宋代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代书院发展到1200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清代书院多达2000余所。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几乎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各地书院的教学语言未必是标准的官话，因为教师的籍贯五花八门，但即使是用方言教课，也应该是尽量使用文理词和读书音(即文读音)教学的。

　　推荐阅读：《汉语言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2010年，是由河南大学主办的学术刊物。办刊宗旨：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学科建设与发展，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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