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引证视角下近现代目录学研究流变过程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0-12-21 11:1812

摘要：摘 要 近现代目录学研究经历了相对曲折的变化过程，分析其变化原因，可以为目录学的发展指明方向。本研究依据目录学学科归属调整的5个历史阶段，对不同阶段目录学学术专著的被引状况及学科类别进行比较，总结近现代目录学研究的流变过程。调查发现，近一个世

　　摘 要 近现代目录学研究经历了相对曲折的变化过程，分析其变化原因，可以为目录学的发展指明方向。本研究依据目录学学科归属调整的5个历史阶段，对不同阶段目录学学术专著的被引状况及学科类别进行比较，总结近现代目录学研究的流变过程。调查发现，近一个世纪目录学研究呈现出产出量有所衰退，但其影响的学科范围在扩大的二律背反现象，导致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目录学学科归属变动频繁，目录学研究者的研究重心随之调整转移。

　　关键词 目录学 文献引证 图书引文分析 流变

　　0 引言

　　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在他看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1]。换言之，就是认为目录学的宗旨在于治学术史，而不仅仅是编制书目索引。目录学扮演了学术门径的角色，学者通过判别文献的真伪，考证图书篇目的分合，达到治学之目的，因此，目录学不仅是文史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方法，其本身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重要的学科，目录学近年来无论是学科地位，还是研究成果均呈现出衰减之势，现有目录学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知识组织等领域[2]37。然而，仅仅通过表相就确认目录学研究已经走向衰弱是武断的，必需要深入到目录学研究过程的内部，去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目录学研究的特点，才能判断和印证当代目录学研究是否真的面临萎缩衰退的局面，揭示其发展、轉折、变化的原因，进而预测目录学研究的未来走势。

　　1 相关研究

　　早在1995年，代根兴等学者就对80年代中国目录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通过对这个时期的论著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力量进行归纳，揭示我国目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3]。21世纪初，陈铭、郑建明对20世纪90年代的目录学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将目录学的研究细分成基础理论、目录学方法、分支学科、目录学史、国外目录学和书目情报工作理论及实践等研究方向，提出新世纪目录学研究应向着分化与综合、整体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发展[4]。相关的论文还有郑永田对2000年以来目录学研究的发展情况的综述[5]。王玮则从相对客观的角度，对1998年到2002年之间目录学论文的发文量、目录学与图书馆学各子类的发文量对比、论文作者队伍、论文分布情况以及目录学在《图书与情报》期刊中的栏目设置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目录学研究在整个图书馆学领域内处于弱势，其发展趋势呈萎缩状这一结论[6]。2017年胥伟岚等人利用关键词共现与可视化方法，对2006年到2015年目录学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归纳了近十年目录学研究的主题，综合评述近十年目录学研究的特点，并探讨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7]。

　　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内部，而较少把关注视角投注到目录学和图书馆学领域之外的学术影响力。故本研究从文献引证的角度出发，对近现代目录学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及其在本学科内外的影响进行考察和分析，以弥补这一认识视角的缺失。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超星发现”这一系统，以“中文”为语种，“图书”为文献类型，以“中图分类号”为检索字段，以“G257(目录学)”为检索词，不限制年代，检索后得到作者的总数为49人，经调查后除去古代作者1人，共48位作者。因此，本文将以这48位目录学专家以及其在目录学领域发表的著作为研究对象。2.2 研究方法

　　引文分析法能有效反映某一文献在相关领域的学术价值、影响力及影响范围等特征，揭示文献之间、作者之间或者学科之间的关联关系[8]。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针对目录学专著进行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更能揭示出目录学学科发展和研究的脉络。据刘宇等人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分为管理和文史两大范式[9]，作为图书馆学的下位类，目录学的研究多为文史范式;建国之后的50年代即开始学科专业改造[10]，1964年在由聂荣臻主持制定的国家学位条例的学科分类表中，图书馆学被划归入文学门类。直至1983年3月公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图书馆学仍被列于文学门类下。1988年10月，高校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图书馆学被改置于理学门类。而到了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版本修订后新增了管理学门类，图书馆学归属管理学门下。

　　依据上述学科归属的演变过程，可对目录学研究进行如下分期：(1)1949年以前：文学与史学学门兼有;(2)1950—1964年：文学学门(未以文件形式确定);(3)1965—1988年：文学学门;(4)1989—1997年：理学学门;(5)1998—2019年：管理学学门。根据上述分期划分标准。按不同时间区间分段阐述该时期的目录学专家在目录学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合作关系及被引状况等，并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对比分析，最终归纳出近现代目录学研究在流变过程中的特征及其影响。

　　这里对数据的获取方式做一个说明：(1)出版图书总量即合并不同版本版次后的图书总量，总被引频次、被引频次平均数、最高被引频次、最低被引频次、引证期刊总量、引证图书总量这7个数据指标均通过超星发现系统所公布的引证信息直接获取;(2)合作作者是通过检索该作者所著全部中文著作后，利用超星发现系统的可视化分析功能所提供的相关作者信息得到，取合作著作数量前5位作者，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目录学领域的研究合作情况;(3)合作作者所在学科类属，是通过检索该作者的每一个合作者所著全部中文图书后，利用超星发现系统的可视化功能提供的学科分类信息，取其中除“综合性文献”外占比最大的学科分类得到，其目的是为了考察目录学研究者的跨学科研究合作情况;(4)涉及学科分类，是通过检索该作者所著全部中文著作后，利用超星发现系统可视化分析功能所提供的学科分类信息，取其中除目录学所处的“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这一分类外，位列前5的学科分类，其目的是考察目录学研究者的专业泛化和专业拓展情况;(5)对于不同版本的同一著作视作同一本书，对其总被引频次计算是对每一版本被引频次进行加总;(6)跨时段的作者将对其数据分时段进行获取。数据获取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

　　3 近现代目录学研究过程考察及其学术影响分析

　　3.1 1949年以前的目录学研究

　　经调查，1949年以前目录学研究共有7位作者，出版了与目录学学科相关的学术图书12本，，这7位作者及其图书总被引频次先后排列如表1。

　　由表1可知：(1)1949年以前目录学家在目录学领域内所著专著数都在1～3本，且由于年代相对久远，大部分图书都有3版以上的版本;(2)1949年以前目录学家的专著被引频次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7位作者的总被引频次的平均数为2849，被引频次平均数的均值为1076;(3)1949年以前目录学家专著的被引频次之间差异较大，其总被引频次的标准差达到4504，其中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为姚名达、余嘉锡;(4)1949年以前同一目录学家不同著作之间的被引频次差异也较大，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姚名达，其标准差达到了3765;(5)1949年以前目录学家著作被图书引用的频次明显较被期刊引用的频次高，平均每人被期刊引证的频次为701次，而被图书引证的频次为2148次。

　　从这些专著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1949年以前的目录学家的著述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以及其合作作者的学科类属的分布情况如下图1和图2所示。

　　从上图可见，1949年以前的目录学家除在目录学本领域之外，普遍涉足的学科领域为“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和“文学”，文史哲几乎可以说与目录学是不分家的一体化存在。而其合作作者的学科归属类别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比较集中于文学学门和史学学门，仅有一小部分学者和理学及工科的作者有着学术上的关联。因此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目录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研究范畴均归属于文史哲领域。

　　3.2 1950年—1964年的目錄学研究

　　1950年到1964年之间，正处于建国后大学学科调整的时期，对于目录学的归属尚未明确，期间目录学研究也较低迷。共有2位作者发表了与目录学学科相关的学术著作，见表2。

　　该时期正处于学科专业改造时期，各大院校的学科设置较为混乱，经过调查之后发现，王重民和朱天俊两位作者在该时期发表的这两本图书是两人合作所写，因此该时期出版总量仅有2部，总被引频次仅为4次。两位作者在该时期出版的著作主要内容除目录学之外还涉及到了“历史、地理”和“文学”领域，而其合作作者所属学科类属也反映了这一特点。从学科类别和研究范畴的归属来看，基本延续了上个时期的特点，仍然比较集中于文史学门。

　　3.3 1965年—1988年的目录学研究

　　1965年至1988年目录学的归属比较明确，体现在国家学位条例的学科分类表和大学学科目录上，隶属于文学学门。其时共有16位作者出版了与目录学学科相关的学术图书。这16位作者以其图书总被引频次先后排列如表3。

　　由表3可知：(1)1965年至1988年期间目录学家在目录学领域内的专著量在1到5本之间，平均每人发文量为2本，基本与之前时期持平;(2)1965年至1988年期间目录学家的专著被引频次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16位作者的总被引频次的平均数为260，被引频次平均数的均值为112，但相对的有3位作者的著作未被其他文献引用过;(3)1965年至1988年期间目录学家专著的被引频次之间差异相对较大，其总被引频次的标准差为471，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为彭斐章、王重民和徐召勋;(4)1965年至1988年期间同一位目录学家不同图书之间被引频次差异相对较小;(5)1965年至1988年期间目录学专著被图书引用的频次与被期刊引用的频次差异开始逐渐缩小，并逐渐显现出期刊引证频次多于图书的趋势，平均每人被期刊引证的频次为140次，被图书引证的频次为120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交流模式从图书向期刊转移的变化特征。1965年至1988年期间发文的目录学家的著述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以及其合作作者的学科类属的分布情况如下图3和图4所示。

　　从上图可见，1965年至1988年期间的目录学学者除本专业领域外，较常涉及的学科主要为“文学”“历史、地理”和“哲学、宗教”，其中涉及“文学”的作者最多，这一现象与国家对图书馆学、目录学的学科归属为文学学门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也呈现出向理、工、医等学科领域拓展的端倪。而在合作研究方面，其合作作者的学科归属类别仍集中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文学”和“历史、地理”等学科领域，集中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的合作研究占比很高，体现出该时期目录学研究者在学科内部的交流合作是比较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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