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管理到档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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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新《档案法》明确了档案工作的原则和方向，强调了档案及档案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基础支撑作用。高校档案馆作为档案管理的主体之一，必须思考档案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文章通过对高校档案治理及相关概念的辨析和界定，从实践层面提出高校档

　　摘要：新《档案法》明确了档案工作的原则和方向，强调了档案及档案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基础支撑作用。高校档案馆作为档案管理的主体之一，必须思考档案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文章通过对高校档案治理及相关概念的辨析和界定，从实践层面提出高校档案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档案管理;档案治理;档案工作模式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档案法》明确指出，制定档案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高度凝练了档案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密切关系。在档案界出现治理研究热的当下，高校档案工作应将关注点转移到如何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来。

　　一、当前高校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档案法》强调了档案及档案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支撑作用。高校档案作为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学校所有工作的后续管理及重要支撑，具有维护学校历史、传承大学精神、服务教学科研，以及提供决策参考等功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档案工作必然面临新的形势、机遇和挑战。

　　1.政治意义不断加强

　　高校档案工作不仅要顺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律和档案工作规律，遵循学校各项制度规划，还必须以严格依法管档为旨归。作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学，政治性是高校档案工作的最本质属性，在高校档案工作的服务性、知识性、教育性、文化性、行政性等其他属性中居于统领地位。在高校档案工作政治功能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档案工作政治意义和政治属性的认识，自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档案工作的各项指示和部署，坚决做到“为党管档”。

　　2.大学治理功能愈加凸显

　　高校档案是学校运行各环节直接形成的文件资料，具有真实性、凭证性、唯一性等特点，从而产生独有的历史价值、育人价值和资政价值。随着数据挖掘技术在档案领域的深层应用，档案的资政作用将被激发，成为学校领导决策的智库，档案服务大学治理的属性将愈加凸显，成为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環。

　　3.文化传承功能受到关注

　　高校档案始终与国家高等教育同向同行，高校档案工作已开启从记录校史、服务中心工作到传承大学文化的转变和飞跃。高校档案既是高校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也是未来高校文化传播重要的媒介和工具。档案文化是大学文化核心精神的凝练与升华，是指以传承文明、资政育人为目标指向，以档案为核心资源所开展的文化活动。从档案中发掘育人资源，传播知识思想，引领校园风尚等，是档案文化传承功能的重要体现。

　　4.信息科学技术成为创新与发展的加速器

　　档案工作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其管理服务的对象、目标理念、方式方法、工作标准等与技术变迁、社会政治、经济水平等密切相关。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大数据对资源整合的意义不断凸显，档案数据管理时代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工作模式，不断发掘档案背后的数据信息，进而驱动档案工作模式创新与发展。

　　二、从档案管理到档案治理

　　1.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 governance theory)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管理的新理念，自诞生之日便备受推崇。随着社会发展，治理的概念被赋予了更广泛的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即：“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并进一步指出，“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

　　从管理走向治理是全球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普遍趋势，随着主流学界赋予“governance”以更丰富和宏观的理论意图，治理理论开始涉及地方、社会、次国家、国家、全球等诸多论域。[2]在我国，学界普遍认为从管理走向治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熊光清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执政方式开始发生由“统治”到“管理”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之后，又逐步由“管理”向“治理”转变。[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高度来阐述，从而带领国家进入“治理时代”。

　　2.档案管理与档案治理

　　治理时代，关于档案治理与档案管理的辨析仍存争议。“档案治理”尚未成为学术界普遍理解和使用的术语。[4]但已形成共识的是，档案工作模式需要发生从管理到治理的变革，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具有历史必然性。关于两者的关系，笔者认为，档案治理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形态，是档案的价值与功能在新型社会体制下的拓展和延伸，也是促使档案事业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内容。档案治理与档案管理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两者都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要过程和重要形式。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非指档案治理替代了档案管理，而是指原有单一的档案管理模式已然不能适应国家治理背景下档案事业发展，对档案事业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档案管理的概念非常明确，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定义，“档案管理亦称档案工作。是档案馆(室)直接对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进行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务的各项业务工作的总称，也是国家档案事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而档案治理的含义则有多种解释，莫衷一是。根据黄霄羽[5]、徐拥军[6]、晏秦[7]、陈忠海[8]、何思源[9]等档案专家、学者的研究，相关定义可以划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将档案治理理解为档案行政管理职能的升级版，核心是档案治理的法治化，也就是档案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二是将档案治理理解为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个主体协同合作，基于一定的行动规则，共同对档案事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档案领域善治的活动和过程。此概念强调档案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特征，目前被认可度较高。三是将档案治理的概念拓展到多个层级，既有各级各类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在本级管辖范围内，邀请社会组织、公民、档案馆(室)等多元主体介入，依法行政、民主管理，实现档案领域善治，从而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也包括各级各类档案馆(室)通过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等，推动所在组织的档案治理，从而间接推动国家治理的过程。综上，高校档案治理应与第三种解释相吻合。

　　推荐阅读：《民国档案》(季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办的一个刊载民国档案史料兼为民国史研究提供园地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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