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之于当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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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理论与制度的不彻底性，阐明了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理论是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理论的彻底超越，进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深受古希腊共同体伦理

　　摘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理论与制度的不彻底性，阐明了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理论是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理论的彻底超越，进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深受古希腊共同体伦理文化和黑格尔伦理国家观的影响，因此，它同时内含着真实共同体伦理精神的文化自信。这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政治解放;人类解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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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爾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理论与制度的批判，构建了内含着无产阶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自信思想。马克思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自信思想深受古希腊共同体伦理文化和黑格尔伦理国家观的影响，因此，它又内含着真实共同体伦理精神的文化自信，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

　　对于政治解放道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期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政治解放作为市民社会的解放，在政治上，它剥夺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力，把政治国家的事务提升为人民的普遍事务，即政治职能成为了每个个体的普遍职能，换言之，个体成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或法人是政治国家的前提与基础;在经济上，它使市民社会摆脱了束缚其利己精神的枷锁，把市民社会变成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领域，市民社会中的成员是利己主义的人。因此，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所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平等、自由、安全、财产，其实质是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

　　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权的享有受出身、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的限制，因而，人权原则的确立不是以普遍的人的解放为目的，它彰显的是有产者的解放。于是，政治国家沦为了维护利己主义人权的手段，政治公共事务成了虚幻的影像，它使人的身份二重化为抽象的公民与现实的个人，私有财产的占有权成了在市民社会里上演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根由。由此，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174这就是说，尽管政治解放所实现的道路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讲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它还不是普遍的人的“现实的、实际的解放”。

　　为什么这样讲?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作了具体的分析。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基于自身的地位与需要出发，把自己作为社会普遍利益的总代表而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并通过革命精神的鼓动从而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追求普遍的人权的狂热，以此来共同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但是，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把自身的特殊利益混同为社会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才得出如下结论：“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1]211，“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1]210。马克思所强调的“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中的“部分”，就是市民社会中既有钱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故此可以判断，马克思论证了资产阶级所从事的政治解放还不是彻底的、全人类的解放。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另辟蹊径，围绕着德国人的普遍解放的道路进行了探讨，进而论证了无产阶级由于自身所受的苦难之深、奴役之重而必须寻得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那呐喊出的“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1]211的誓言，所要表达的正是无产阶级欲获得现实的人的普遍权利的志向。这一“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的誓言所指向的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者获得自身解放的道路，它不仅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而且在价值诉求上旨在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的批判彰显了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道路自信。

　　二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理论，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理论，进而论证了这一理论必将被无产阶级解放理论所超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观是资产阶级以“自由”为核心原则的政治解放理论在德国的一种软弱表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原则就是赛亚·伯林所言的消极自由，即免于干涉的自由。具体地讲，是指个人在怎样的限度内，可以或应当被允许做他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干涉，这是一个人能够不被他人阻碍而行动的领域。

　　黑格尔对以“自由”为核心原则的法国大革命表现得极为欢欣鼓舞，比喻其为“壮丽的日出”。但同时，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在政治实践中的后果却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一场政治恐怖，担心这一政治恐怖在德国会上演。因而，黑格尔希望在德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这样既避免了政治恐怖又维护了国家的权威，还实现了人的自由权利。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观与德国现存的制度一同表现为“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1]207。

　　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观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映射的正是黑格尔囿于德国现存旧制度，却用其自我构建的伦理国家观来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矛盾。针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矛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指出，“他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事情的本质”[1]94的做法是现象与本质的颠倒，在这样的前提下，黑格尔企图通过法政的创制来实现个体的主观自由与国家共同体客观自由统一的思想，并不能真正使人得到普遍的解放。在实践中，人的解放程度总是受私有财产的限制，因此马克思指责黑格尔的法哲学和伦理国家观为“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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