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12

摘要：摘要：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

　　摘要：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轉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关键词：生态伦理;动物保护;共同体;和谐共生
 

　　新冠肺炎的暴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伦理反思，引出了完善修订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政策法规的建议或举措。那么，在生态伦理视阈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伦理反思究竟应该立足于什么理论维度、提出什么原则才能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奠定合规律合目的的理论指导和善的指引呢?对此，本文基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维度提出并论证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原则主张，以便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生及可持续发展。

　　一、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维度，“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1]194。作为人文科学的生态伦理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以生态整体思维把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置于自然界之中探讨其生成、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才能跳出就人或就物而论的思维局限，为确立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理论支撑和至善指引。由此，在生态伦理视阈中，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

　　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近现代科学理论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但揭示了“物种的起源”，而且系统论证了“人类的由来”;现代生态学则以生态系统论、生态整体思维颠覆了近代分析还原的机械论及其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人、自然界、自然物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为正确认识人、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统一和动态联系提供了科学的、历史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科学理论使人们不仅认识到自然的先在性、自在性，还进一步认识到人和野生动物在生成、进化中的连续性。历时亿万年的自然进化使自然界从无机变成了有机、无生命变成了有生命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今天人们所见所知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等。这种生命进化过程，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既有质的飞跃又有量的变化，既不可逆转也不可中断。正如人和动物在结构和能力上的连续精进、自然心性的天然贯通、情感流露及嬉耍交流的相似互通一样。

　　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因为人与野生动物共处于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复合生态系统中。正是在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人类通过物质变换才得以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走向熟食定居的文明时代，从拜倒在神兽脚下转向创造农业文明和.T业文明、开创生态文明的时代。这种文明转向始终发生、发展于自然之中，人也始终在自然界中获得物质变换的物质并实现变换物质能力的提升，人、自然界、自然物的本质也因此发生着共时性变化。今天，人类在遭遇野生动物“野”性泯灭的同时，遭遇了人性的自然化与社会化相失衡，遭遇了生物多样性减少与人欲多样性递增及人心难塑的矛盾。这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本质塑造的交互性被异化的结果。因为野生动物之“野”、野生动物之“动”反映着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铸塑着不同时代山水林田湖草和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众所周知，人是自然界中唯一能够创造价值的自然物，而人之所以能创造价值得益于自然创造，得益于自然创造了能意识、会思考的物质器官——人脑，如果离开了人脑，就既无所谓意识也无所谓价值或价值创造。同样，人脑的自然进化、价值意识、价值意识变化以及价值创造能力是在与自然打交道或是进行物质变换的进程中形成的。20世纪中期以来，面对物种生存危机，人们物种保护意识空前增强，价值理念和价值创造也倾向于除食用、物用、药用等传统利用价值之外的生态、美学等其他方面的价值。如美国《濒危物种法》(1973)，不但要保护动物，保护包括植物、菌类、无脊椎动物以及整个生态环境，而且宣称要考虑物种“对国家及其人民具有美学、生态、教育、历史、娱乐和科学价值”。这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创造生态化的转变实质是对价值塑造自然性的回归。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推荐阅读：湿地生态方向中文核心期刊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nye/158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