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约束下电力企业经营结构与绩效变动趋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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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键词】 低碳经济; 电力企业; 经营结构; 会计利润; 大国责任; 双碳目标 一、引言 2014年，在北京APEC會议发布的《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争取在2030年CO2排放达到峰值，并计划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这是我国

　　【关键词】 低碳经济; 电力企业; 经营结构; 会计利润; 大国责任; 双碳目标

　　一、引言

　　2014年，在北京APEC會议发布的《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争取在2030年CO2排放达到峰值，并计划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达到碳排放量峰值。2020年，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通过一系列政策推动碳中和、降低碳排放。同年，中国提出重大气候政策——2030年达到碳排放量峰值、2060年达到碳中和，并围绕“达峰、中和”目标，出台了能源结构调整、全国碳市场建设、气候投融资等多方面政策。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提出推进生态治理工作(《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可见，碳排放量控制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履行大国责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对国际社会发展的庄严承诺。

　　在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全面转型升级、各行业推行降低碳排放量的政策向纵深推进的进程中，作为我国碳排放占比最大、对碳减排效果影响比较直接的行业，电力行业更应该积极应对低碳政策约束。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针对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控制相关规定不断出台，例如：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大型发电集团单位供电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550克二氧化碳/千瓦时以内”;2016年12月，《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提出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300克标煤/千瓦时，燃煤机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到865克/千瓦时;2020年12月，生态环境部审议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始首个履约周期，电力行业企业首先被纳入控制排放量名单。在此背景下，电力企业应该积极应对低碳约束，通过调整发电等经营项目的结构，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减少煤炭消费比重、加快清洁能源发展，转换企业绩效实现的发展模式，在履行环保责任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本文选择电力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A电力集团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其财务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数据，对在当前低碳约束环境下，各类型发电情况、能源经营结构转变及其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期通过企业案例了解我国电力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能源结构由火力发电向清洁能源发电转变的趋势与进展，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电力行业转型升级提供数据依据和理论基础。

　　二、文献回顾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电力行业的低碳绿色发展实践中，履行环保责任、采用清洁能源等低碳经营如火如荼地展开。诸多学者针对碳减排尤其是电力行业和电力企业碳减排理论与实务一系列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尝试。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和技术发展研究视角下：针对碳减排的宏观经济政策，如碳排放权分配机制方面，崔也光等[1]借助理论探讨和数据分析，分析梳理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以及碳排放会计的实践发展情况;钱浩祺等[2]综合生产和消费两种视角下碳排放管理问题，借助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地区碳排放效率，并构建区域低碳专利特色数据。针对过度碳排放的经济后果、减排技术运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方面，殷贺等[3]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低碳技术进步对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和传递路径，认为低碳技术的进步，既能降低能源结构碳强度，也能降低能源强度，并通过二者作用实现碳减排;杨莉莎等[4]从技术进步的视角讨论中国碳减排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问题;卢娜等[5]研究发现，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能够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仍没有充分发挥环境效应和对周边邻近地区的作用，低碳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充分显现，仍有较大的进步和完善空间;顾高翔等[6]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低碳技术溢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合作减排对碳减排和升温控制存在显著的影响;毕克新等[7]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制造业产业升级与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制造业产业升级能够促进低碳技术的进步和突破，相互作用下，低碳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研发也能够“反哺”制造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化;谌莹等[8]基于杰文斯悖论，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增加会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减排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拥有相对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韩文科等[9]对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发展情况和变动趋势进行充分梳理回顾。

　　另一方面，在行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碳减排实际操作研究视角下：针对省际区域和具体行业如电力行业的碳减排相关政策与碳减排发展趋势变化上，陈怡等[10]通过数据分析方法分析风电、光伏可再生电力的发展趋势，评估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变化趋势;宋献中等[11]借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电力企业案例分析碳减排措施的选择方案及驱动因素;刘强等[12]通过Vensim技术平台构建碳减排政策效益模型;Zhou et al.[13]通过理论分析碳交易政策的经济影响;武红[14]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充分形象地分析我国省级区域碳减排的演变机理、区域特征和发展趋势;仲伟周等[15]借助实证模型讨论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的具体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针对电力企业碳排放管理实务工作中，Bowen et al.[16]、曾尹等[17]、姚文韵等[18]讨论电力企业碳资产的识别、确认与计量方案问题;刘惠萍等[19]充分梳理和回顾我国碳审计相关研究的推进进展以及发展趋势情况;袁广达等[20]、孙红梅等[21]、闫华红等[22]较为深入地研究碳排放权的业务处理、资产属性与会计体系构建问题。在碳减排的深入推动与企业绩效发展的协调统一问题上，崔也光等[23-26]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推导等方法进行研究，探讨碳减排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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