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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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是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动因，而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有效控制污染排放，进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选择。基于20002017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元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摘要 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是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动因，而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有效控制污染排放，进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选择。基于2000—2017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元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SFA模型测度了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深入探究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表明：①2000—2017年我国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平均值从2000年的0.165提高到2017年的0.309，但总体水平仍较低，并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增强的空间格局。

　　②在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而人力投入增加的效果不明显。

　　③全局 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具体体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及西部地区低-低集聚，且存在较为稳定的路径依赖特征。

　　④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改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也同样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体现出污染治理的策略互动性和协同性。据此，从优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结构、建立要素市场流动机制以及强化国有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推动地区联合治理污染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 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环境规制;随机前沿分析;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环境污染给我国每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當年GDP总量的8%～15%[2-3];与此同时，由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健康风险和损失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4-7]。工业污染是我国当前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8]，因此，加大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途径。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政策法规来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力度。在此背景下，工业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总数由2000年的7.9万套增加到2015年的37.4万套，增长了4.7倍。但由于长期沿用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工业污染治理效果与理论预期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9]。由此产生如下几个问题：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究竟如何?不同地区的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否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我国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改善存在着何种程度的促进作用?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科学评估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成效、厘清工业污染治理的外在约束乃至改善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污染治理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污染治理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两个主题来展开。首先，在污染治理效率测度方面，向书坚和吴淑丽[10]采用DEA方法，测度了1998—2009年我国除西藏和青海以外的大陆地区29个省市区工业废气治理技术效率，结果发现污染物治理效率大小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解学梅等[9]选取了制造业废水达标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物利用率的平均值来衡量环境治理效率，并分析了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相比污染治理效率，当前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效率，通常基于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为投入要素，环境污染物为非期望产出，GDP为期望产出，通过DEA模型进行测度。如Song等[11]构建出射线SBM(Ray Slack-based Model，RSBM)模型，对我国2004—2012年省级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此外，Wu等[12]、Sueyoshi和Goto [13]在DEA框架下评价了我国和日本工业、制造业行业的环境效率。

　　不过，也有学者从环境规制效率视角出发，对污染治理效率进行分析，例如程钰等[14]基于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我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环境规制效率，发现各省市区环境规制效率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Tang等[15]基于SBM模型分析了2003—2013年我国各省市区的环境规制效率，并借助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

　　其次，关于污染治理效率影响因素的探讨，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等因素有利于促进污染治理效率水平的改善，而二产比重、煤炭能耗占比等因素则抑制了污染治理效率水平的提升。王鹏和谢丽文[16]研究发现，相比污染治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对污染治理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环境补贴、公众参与、财政分权、国企占比等因素也对污染治理效率产生重大影响，如石光等[17]认为补贴政策可以有效激励电力行业企业投运脱硫设施，从而提高城市二氧化硫去除率;蓝庆新和陈超凡[18]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而公众认同对其具有正向影响;Wang和Yuan[19]认为国企占比高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大多聚焦于以劳动力、资本、能源等作为要素投入，经济水平和污染物排放作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研究框架，而将污染物去除量作为合意产出，人力、物力、财力等作为要素投入的研究视角的探讨并不多见。其次，前者侧重的是环境效率，而后者更多强调的是环境治理效率。

　　②鲜有文献从环境规制视角探讨区域或行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从空间溢出视角探究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影响的文献则更为少见。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空间外溢性，污染企业也具有较强的区域流动性，忽略空间因素会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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