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视角乡村危机的历史本质与解决路径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0-08-06 09:5312

摘要：摘 要： 城乡矛盾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史和阶级历史的重要视角。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城乡的分工状况和对立关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资本论》中,城市对乡村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持续掠夺,则被表述为资本主义社会集中物质财富和政治统治的

　　摘 要：　城乡矛盾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史和阶级历史的重要视角。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城乡的分工状况和对立关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资本论》中,城市对乡村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持续掠夺,则被表述为资本主义社会集中物质财富和政治统治的重要表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导致的城乡对立不仅蔓延至全球,更造成了针对乡村人口和自然环境的普遍透支。社会主义乡村实践,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历史方案,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为人类摆脱城乡矛盾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着智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基质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才能使得乡村中的人和自然获得解放。

　　关键词：　资本论; 农村; 分工; 大生产; 乡村危机;

　　近40年来,随着现代交通、金融和分工体系的扩张,曾经被地理和政治隔绝的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被世界市场所吸纳。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再局限于欧美日及其(前)殖民地区,甚至也不再是第三世界的城市“景观”,而是已成为即使是最偏远乡村的社会特征。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财富和权力的聚集,消费和生活观念的商品拜物教化,这些新的历史内容不仅让传统乡村的守护者手足无措,更让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看到了具有历史“穿越感”的危机——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和阶级矛盾在第三世界的乡村中不断“重演”。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向今人展示了如何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看待乡村危机的历史本质。这一方法在今天则能够引导人们超越“田园牧歌”的幻想和“普世价值”的幻象,从而科学地理解传统乡村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角色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为乡村的重生所带来的希望。

　　一、怎么看?自然史的视角澄清危机话语

　　宏观而言,乡村是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乡村是农业生产发生的自然、社会空间,既包括土地、水源、山林和草地,又包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及其生产生活资料。自从区分农业、工业或手工业“一般的分工”① 的奴隶社会生成,标示出乡村(自然、社会)空间边界的那种“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也就产生了。1可以说,正是因为农业和工业的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才使得乡村和城市能够成为两个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截然不同的空间。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2000多年历史中,这两种空间之间的关系时而表现为交融——和平的贸易或进贡,时而表现为冲突——来自乡村的“蛮族入侵”或来自城市的“文明征服”,但是互相之间却从来无法消融或取代对方。总之,乡村和农业屈从于城市和工业的“危机”,或是“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基于私有制的各种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历史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乡村屈从于城市的现象只是偶然地被人为(战争、宗教和政治)或自然因素强化。乡村和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对等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的全部经济史”就可以概括为城乡分离和对立的运动。3当私有制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原先对等和平衡的城乡关系被打破。乡村危机不再是阶段性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成为自工场手工业兴盛以来就不断加深的历史进程。

　　直观来看,近代以来乡村危机或农民终结的话语至少产生自四个历史事实:乡村人口的持续流失、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消亡、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本化、机器大生产对乡村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这四个事实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中城乡矛盾的转化,例如几千年来城乡人口争夺转化为乡村单方面的人口流失;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新矛盾,例如资本带来的生产资料、财产、人口和政治的集中,例如土地和农业资本化造成的大量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又例如近现代交通工具、农业技术和化肥带来的乡村生态危机。总之,只有资产阶级才真正“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4,才由此产生了构成危机话语的乡村概念。但是,正是因为危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着滞后或超前于现实经验的可能性,因此,在封建乡村治理经验极其深厚的中国,就产生了在前资本主义的乡村图景中寻找解决当代乡村危机的学术观点和社会舆论,其中凸显出三个特征:首先是将历史性转述为结构性,使得传统乡村的历史外观成为当下仍然有效的价值标准;其次是将传统乡村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法权观念进行嫁接,试图既享有现代文明的福利又能够拥抱关于传统社会的想象;最后是将资产阶级已经扫除的历史障碍重新塑造成解决乡村危机的途径,或是重塑新的乡贤乡绅,或是向人民说教“天地君亲师”和“三从四德”。5这些聚焦于道德和文化观念的危机话语在公共舆论中显得模糊而又复杂。因为这种危机话语体现出半截子唯物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似乎触碰到了当代乡村危机的一些表象,譬如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和道德失序,从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却由于保守主义乃至复古的解决路径而又显得抽象乃至荒诞。当然,这种荒诞性并不在于那些呼吁人们反对现代文明的复古口号,而是在于否定了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范式的历史进展及其物质条件,试图将社会化大生产所揭示的那种普遍性重新拉回到自然经济的分散的特殊性。在土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所有制阶段,由于持续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公共教育和意识形态自觉,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群众,都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更遑论复古的乡村经济政治秩序及其文化主张。但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融入全球市场的分工、消费和生活范式以及解放思想带来的乡村理论的巨大空间,导致了两个维度的杂糅:一是将当代中国乡村的剧变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乡村危机杂糅起来,二是将自由主义的话语资源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规范杂糅起来。这种悖论式的杂糅甚至被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所接纳,他们不仅试图通过重构乡贤来夯实乡村基层治理,甚至试图通过传统家风文化来提高党性,似乎当代中国乡村在历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礼崩乐坏”。这些发生时空“错乱”的理论给乡村治理,尤其是当代乡村文化建构,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误导,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却极易被祛魅和纠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又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城乡矛盾的早期形态的分析中。到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触及了19世纪中期乡村资本化的历史脉络。只有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分析和唯物史观原则才在乡村问题中得到了结合——分工、土地、人口、技术和市场等动态的历史要素勾勒出资本主义阶段乡村的异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乡村问题的分析呈现出方法论的三个维度:

　　1.自然史的客观视角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自己“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是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该方法论维度直接体现为《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人——地主、佃农、资本家和理论家都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就意味着在乡村危机的话语体系中,不同行动主体的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符号将被剥离,最终只呈现出作为“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在经济基础历史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该方法论维度还体现为一种客观与科学的立场,即以看待有机体“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看待乡村形态的历史变革。马克思在第十三章的一处脚注中借用维科的概念,进一步区分了人类史和自然史,即“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只有通过分析找出关于乡村的道德的、复古的、小布尔乔亚的和自由主义的幻象的政治经济基础,才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

　　2.生产力和历史进步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甚至黑格尔主义,在方法论上就与一切形式的反历史的、静态的社会构想相对立。发展所蕴含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不仅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经验中已经得到了印证,而且也应该在未来新的历史中被进一步促成。正如生物进化必然导致旧的生命形态的消亡,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旧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扬弃既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因此,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乡村的介入,在马克思看来更多的是“农业革命”,而非农业危机或乡村危机。8近代乡村的变化之所以称得上是“革命”而非危机,在《资本论》中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封建束缚的减弱。货币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通过消灭封建家臣等特权阶级,最终突破了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9这当然造成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但是封建乡村秩序所带来的人的依附关系也随之消亡。其次是宗教束缚的减弱。当宗教机构(教会、宗祠)所占有的土地被资本市场掠取,宗教权威在乡村的经济基础随之瓦解。在中世纪,教会权威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严格规定,更体现为对劳动时间的控制。农民若是在安息日劳动,就会遭遇教会的处罚。但是,当乡村土地被资本化,农民逐渐成为农业无产者,曾经由教义对劳动时间的规定丧失了神圣性。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为劳动时间赋予了新的神圣性,即雇佣劳动的“契约精神”。古老的宗教习俗,例如“出于宗教的癖性”的安息日,则成为受到惩罚的旷工。10最后是生产力的自然束缚的消失。传统乡村由于劳动力的分散、生产工具的落后和宗教观念的制约,始终面临着来自自然界的物质压力,即难以大幅度提高的产量和对抗无常的天灾。但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财富、土地和劳动力的集中,使得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11但是,这种奇迹不仅超越了自然经济的乡村自身的物质需求(因而可以满足市场),更扬弃了自然界在土壤肥力、水热条件和病虫害等方面加诸传统乡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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