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精准落地的小切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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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形态、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阵地、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现代化攻坚的主要载体。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少突出的短板梗阻与累积的矛

　　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形态、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阵地、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现代化攻坚的主要载体。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少突出的短板梗阻与累积的矛盾风险集中显现，亟需探索一批管用好用、精准落地的小切口政策。

　　一、数字经济正在引领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周期

　　(一)数字经济开拓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空间

　　随着数字技术与产业变革的持续深化，全球数字经济方兴未艾，2020年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3.7%。中国是引领全球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强劲的增长极，从2005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从2.6万亿元增长到39.2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19.8%，远超同期GDP年均增速(11.9%)，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从14.2%提升至38.6%，在历经几十年工业化发展后正在快速向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周期迈进。从发展趋势看，东部部分省市数字经济率先发展到较高水平，到2025年深圳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30%，浙江省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60%，并将带动全国进入繁荣成熟的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有望成为全球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重要策源地。

　　(二)逆势上扬的数字经济呈现强大的发展韧性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壓力的稳定器。2020年，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叠加影响下，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长，远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6.7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在疫情倒逼下蓬勃涌现。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产业数字化缓解了疫情对我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此外，数字娱乐、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无人经济、无接触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等应用需求快速增长，拉动经济社会数字化基础不断强化，全民数字化观念、技能和实践活动将更加普及。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动力，对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数字经济孕育数字化治理新模式不断涌现

　　为了应对疫情影响，通信网络、大数据中心、云平台、智慧城市大脑等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成为防控疫情背后的中流砥柱，保障了一路路对话、一张张订单、一项项服务、一次次决策。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下，网络社会持续发育加速构建多元共治的数字化治理新模式。疫情防控更加依赖网络空间的新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新商业模式发展，加速中国网络社会发育，互联网信息公开、民意表达、舆论监督、组织行动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自组织、微循环、精准对接”的民间活动有效激发了社会联防联控的巨大潜力，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形式。网络空间对社会治理、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倍增，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的新型治理模式不断成型。

　　二、未来数字经济发展亟需补强5大短板弱项

　　新冠疫情是检验数字经济成长的一次危机、一次大考，一些长期受困的短板弱项在疫情中更加明显，一些潜在的风险隐患在疫情中呈现加剧苗头。

　　(一)核心数字技术受制于人的软肋更加暴露

　　疫情期间，广泛应用于ECMO(人工肺)、负压救护车等救护医疗器械的差压传感器、磁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氧气传感器等核心器件高度依赖进口，国内1.6万多家医疗器械企业以“小、散、低”为主，普遍欠缺核心开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此外，美国借机实施长臂管辖，收紧美国制造含量的限制，适用标准从25%调整到10%，一旦来自美国的技术或元器件占比超过10%，任何出口我国的数字技术产品都可能受到美国的限制监管。

　　(二)数字产业链脆弱性的风险更加高企

　　受国内疫情影响，加上日韩疫情造成部分电子元器件供给不足，电子信息制造等产业链复工复产难度较大，面临断链外迁风险。比如，疫情期间根据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对全国1852家企业的复工调研显示，集成电路行业复工难度最高;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59.3%的企业受困“外地员工返岗隔离14天导致无法正常复工”，43.3%的企业受困“上下游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34%的企业受困“客户资源严重减少”。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短板更加突出

　　疫情期间，尽管不少企业转战互联网探索数字化转型，拓展了“直播电商”“无接触贷款”“在线办公”等模式，但由于短期收益低、转换成本高、试错风险大，企业普遍“不想转”“不能转”“不会转”“不敢转”，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不到50%、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业务集成比例不足20%，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比例仅为7%。

　　(四)城乡区域数字鸿沟的不足更加凸显

　　疫情期间，受限于网络覆盖的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信息化支撑不到位，按照“停课不停学”要求，大量中西部农村学生苦于找网络信号、找上网设备、找网课资源。目前全国仍然有超过5亿人无法上网，其中超过3亿是农民，超过8000万人“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超过2000万人“当地无法连接互联网”。

　　(五)数据资源治理制度的梗阻更加明显

　　疫情暴发以来，各级卫健部门、疾控单位、地方医院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数据采集、开放共享等方面的不足，使得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没有及时拉响疫情警报。这充分暴露了上下不联、横向不通的数据资源治理体制机制缺陷和障碍突出，尤其是政企数据对接难，我国开放数据集规模仅为美国的1/9，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中来自政府的仅占7%，掌握海量数据的超大型互联网企业向政府开放数据资源意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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