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项目研发质量与政府补贴效率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1-04 11:5412

摘要：摘要：突发公共事件暴发时，公共管理者设立研发项目，研发机构争取立项资助。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不对称信息模型，刻画了研发机构释放能力类型信号、公共管理者甄别信号并进行研发补贴的过程。结论表明：突发公共事件暴发时，由于研发机构对于事件起因的认识

　　摘要：突发公共事件暴发时，公共管理者设立研发项目，研发机构争取立项资助。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不对称信息模型，刻画了研发机构释放能力类型信号、公共管理者甄别信号并进行研发补贴的过程。结论表明：突发公共事件暴发时，由于研发机构对于事件起因的认识并不充足，所开展的研发活动往往是一种半自由式的发散性实验探索。研发机构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难度较小，成本也容易控制，各类研发机构都倾向于释放自己是高能力研发机构的信号。由于公共管理者缺乏足够时间和明确标准来判断申报成果的研发质量，难以准确甄别出研发机构的真实能力类型。因此，公共管理者的最优决策是给予所有申报者相对较高的研发补贴，但研发补贴的总额度有限。本文提出：要改善现有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公共管理者在日常的科技创新管理中应采取深度参与的方式，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研发预案，以便于在突发公共事件暴发时能快速甄别研发机构的能力类型和研发质量。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研发质量;项目补贴;不对称信息

　　一、引言

　　在突发公共事件暴发时，应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活动(R&D)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在巨大的市场利益和社会效益引导下，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在内的各类机构都会积极开展有关突发事件防控的应急研发活动。但是，由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是由不明原因引发的，因此，尽管应急研发活动面临着比较小的市场不确定性，但通常需要承担较大的技术风险和技术不确定性，研发活动遭遇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为尽快筛选和开发有效方案，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通常会启动应急研发项目，对相关研发活动给予补贴支持。但是，公共管理者在发放应急研发补贴时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大量研发方案和技术路线都会申请公共管理者的立项资助，在这些研发活动中，部分高质量的技术路线可能会顺利得到资助，而部分研发机构尽管只能做出质量低下的产品和方案，也有可能通过释放虚假的“能力类型”信号而获得研发补贴，这就可能导致政府研发补贴产生“激励扭曲”问题，从而降低应急研发的质量。那么，政府的研发资助应如何在这些项目申请中进行甄别，以选择最有效的研发方案呢?研发主体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争取研发补贴以最大化其收益呢?合理地解答这些问题，不仅能够揭示突发公共事件中突发性研发活动的特征，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研发补贴效率，并为优化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以上，就构成了本文的创作初衷。

　　突发公共事件领域的研发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研发机构很难完全获得研发活动带来的全部收益，同时，由于研发活动面临着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公共管理者通常会对突发公共事件领域的研发活动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既可以采取事前资金资助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事后税收减免的方式来进行。对于突发公共事件领域的研发活动来说，政府更多的是在日常或突发公共事件出现时，采用设立研发项目的方式对研发机构进行补贴的(李黎力，2020)。但是，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往往受到很多质疑，从既有文献来看，理论上有关政府研发补贴效率低下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由于在公共管理者和研发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难以甄别出研发机构的真实类型，也就无法了解研发机构取得研发成果的可能性(安同良等，2009;周绍东，2014、2019)。郑月龙、周立新(2020)的研究表明，信息的不完全性会导致政府补贴与机构之间的博弈出现完全失灵、部分成功及完全成功3种完美贝叶斯均衡，且均衡主要受到伪装成本和风险成本的影响。彭红枫(2017)的研究指出，研发机构会通过释放信号表明自己的研发能力，他将信号分为正向信号和反向信号，反向信号又根据不确定性的高低分为真信号和伪信号，政府与研发机构之间的信号博弈又会增加政府甄别机构能力类型的难度。

　　第二，研发补贴方式和企业特征也会影响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政府若因甄别不当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用错位的“扶弱”或“补强”的补贴政策，则会对企业绩效提升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同时，政府事前补贴、直接补贴和事后补贴、间接补贴对企业绩效激励作用也有区别，在于激励作用是仅限于当期还是具有滞后延伸性(龚毓烨，2019;邓悦等，2019)。张雅勤、高倩(2018)，孙晓华等(2017)的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绩效的效应因企业特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所有权性质等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例如，国有企业因享受的优惠政策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政府研发补贴当期的促进作用效应明显大于民营企业，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同时，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与政府研发补贴强度之间存在着门槛效应。

　　第三，政府研发补贴还有可能扭曲市场激励机制，形成对微观主体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公共管理者在分配补贴资金时，承受着避免浪费的巨大压力，可能会倾向于将补贴投向具有更大成功预期、高资本回报率的研发机构或项目，而这些研发机构本身就已经对研发项目进行了较高额度的研发投入，政府的研发补贴可能是多余的，换言之，有可能会发生政府研发补贴对研发机构自身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Lach，2000;邓悦，2014)。既有文献还对造成研发补贴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外研究中，Wallsten(2000)发现政府资助挤出了企业自身的R&D花费，资助可能使得企业保持原有的研发强度，也即存在擠出效应。Hussinger(2008)认为补贴与企业研发强度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在一定阈值之前，研发补贴具有挤出效应。Catozzella and Vivarelli(2011)发现，企业创新生产率与政府补贴负相关，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仅仅通过提高他们的创新支出而耗尽了自己的优势。但在国内研究中，李平、王春晖(2010)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并不会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章元等(2018)的研究则指出，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补贴可能会流向已经开始投资并且成功概率较高的项目，进而有可能挤出企业原本计划的创新投入。同时，他将研发细分为内涵式的自主创新，以及外延式的购买或引进其他企业研发的新技术，从而指出政府补贴存在“挤出效应”，即被补贴企业的自主研发动力明显下降，而购买引进新技术的动力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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