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增长联盟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发展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0-09-07 09:1012

摘要：摘要：城市是人口、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集合，经济活动在城市中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城市增长联盟理论是全球化激烈竞争环境下城市政府与某些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力量結合的一种城市增长联盟。本文以城市增长联盟为理论视角，以北京市为例，讨论中国

　　摘要：城市是人口、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集合，经济活动在城市中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城市增长联盟理论是全球化激烈竞争环境下城市政府与某些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力量結合的一种城市增长联盟。本文以城市增长联盟为理论视角，以北京市为例，讨论中国城市的发展从计划到市场、融入世界体系的历程中如何体现“城市增长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规划的特殊性。首善之都北京是我国城市变迁的一面镜子，研究它如何在实现良性增长的同时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具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城市发展;北京市;增长机器

　　一、城市增长理论及其发展

　　(一)城市增长理论的起源

　　《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于1987年出版，作者为约翰.R.洛根和哈维.L.莫洛奇，两者分别提出“空间”分析概念与“增长机器”理论，赢得了社会科学诸多荣誉并对城市空间经济变迁研究产生了跨学科影响。

　　概括来说，作者们对“空间”进行了具体的定义，并以“空间”必不可少、不会消逝、巨大的利益关联性，发挥其居住生产的使用价值与能够购买、租售获取利润实现交换价值来区别“空间”与一般商品的不同，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学说“市场决定论”与价值中立研究观念。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对城市活动参与者进行数量有限的对立阶级划分不同的是，作者们通过各不同主体“社会、经济制约条件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追求”划分出了结构投机者、积极的企业家、偶然的企业家、政府、社区组织、地方媒体、公共事业部门、政治家、辅助玩家等不同行为主体。同时，两位作者更多地强调研究需要关注社区传统、不同的关联行动者的制约条件、态度和行为取向。

　　作者们通过对美国纵向、横向城市发展案例分析，得出城市是“财富增长机器”的结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交换、使用价值的占有层面的差异造成社会的空间分层，不同群体对作为“空间”的居住社区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博弈也不同——总而言之富人相比较穷人更能从博弈中维护自身利益。追求价值也导致了妥协，“为了拯救所在的邻里，就必须破坏邻里的至少一部分”。作者指出政府总是有意无意的参与推动增长的活动，规划事实上就是一个直接影响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政治过程。在增长主义的影响下，世界出现增长机器去地方化、空间分层在国际和本土两个层面上形成进一步的新的分化的情形。作者们同样将中国的城市现象进行了分析。

　　(二)中国城市增长理论研究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实践中对于城市治理理论的迫切需求，中国学者对城市增长机器理论越发重视。以吴缚龙学者为代表的早期增长理论研究强调了我国政府主导下的促增长联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肯定了增长理论的适用性。

　　罗小龙、沈建法等学者在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研究中指出了民众作为弱势群体在政策与土地所有制下被动参与增长过程中导致的“反增长联盟”的形成，反增长在增长主义下造成负面影响逐渐受到重视。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具体城市增长与反增长案例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发掘，发展了城市增长理论。

　　学者陈浩等以南京老城南事件为实例，在分析城市增长理论渊源中反增长政治的基础上，研究西方社会城市开发案例中反增长政治行为，以大量案例研究为基础的前提下指出，增长主义在西方城市治理中的霸权地位不在，而倡导“慢增长”的反增长政治影响力越发关关键。学者们在论文中以西方反增长政治的基本特征(发起反增长行为的目的)、参与主体、干预政策过程达到反增长目的的措施与其不足之处与中国城市现象进行对比，肯定了增长联盟模型在转型中国的适用性，分析了我国具体背景下的参与者及其作用机制与西方的异同，从我国“地区性”维权群体在基于理念认同与共同目的下组成的“联盟”形成、对抗、协调、消弭的过程中对反增长再认识，得出其既是挑战，也是中国城市规划与实践机遇的结论。

　　二、城市发展与规划变迁：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是中国的首善之都，表现出的中国城市规划在反映中国城市增长历程上具有典型意义。

　　(一)1949年至1978年北京市规划变迁

　　建国之初，北京市主要是作为行政中心执行行政职能。此阶段拓宽了东西长安街，扩建了天安门广场，并建设了人民大会堂等代表性工程。中央把北京的功能定义为“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北京市应该是一座工业城市。《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针对古风建筑提出“拆、移、改建，区别对待”的意见;同时提出加快旧城改造速度的指令。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财力问题，改造了大批朝向随意，格局极不合理的低标准简易楼。推行了“推、接、扩”即将原有建筑外推、接盖、扩大。这时期旧城兴建了一大批街道工厂，多是以见缝插针的形式，工居混杂，给城市造成很大负面影响。60—70年代新增住宅房屋建设面积较少，质量较低，同时由于人口较快增长，人均住宅面积仅为3.9平方米。

　　直到1973年以后，重新开始城市规划，在旧城中心区域拆除约270万平方米旧房，新建了1 100万平方米房屋。城市定位忽视了第三产业发展。随着不合理的发展理念，城市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北京旧城环境恶化、建筑老旧、交通公共设施承载力不足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1978年至2010年北京市规划变迁

　　经过十年动乱，城市建设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返城高峰使人口数量快速上升，各方面需求对城市空间提出挑战。

　　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再次发挥作用，北京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受到重视，景观走廊和传统风貌得以受到保护，城市容积率和建筑高度也得到控制，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做出的十条批复中明确指出：“北京城乡的繁荣与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要求。工业规模要严加控制……等适合首都特点工业”。城市功能优化配置与工业外迁，典型表现为首钢搬迁与否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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