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中小学校园暴力预防项目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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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 德国中小学校园暴力预防项目以认识和辨别问题行为和学生潜在的、可能发展为暴力行为的预警迹象为焦点，创新校园危险评估方法，探索全国统一的信息采集系统。代表性项目有柏林识别工程、反对校园暴力危险评估项目，这两个项目都致力于提前观察和注意可

　　摘 要

　　德国中小学校园暴力预防项目以认识和辨别问题行为和学生潜在的、可能发展为暴力行为的预警迹象为焦点，创新校园危险评估方法，探索全国统一的信息采集系统。代表性项目有柏林识别工程、反对校园暴力危险评估项目，这两个项目都致力于提前观察和注意可能存在或可以被预防的问题，给予问题学生及时的支持、保护和鼓励。分析德国中小学暴力预防项目的特点，可以对我国预防中小学校园暴力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德国教育 校园暴力 预防项目

　　德国关于校园暴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在2001年的爱尔福特事件和2009年的温嫩登事件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德国校园暴力立法体现在2003年与2009年德国对枪支的控制法上。2003年法律增加获得拥有武器证的标准和收紧武器储存指南，2009年法律对于持有枪支的调查更加严苛[1]。虽然德国严格的武器控制法律可以通过限制使用致命武器从而防止校园暴力行为，但仅仅是控制武器并不能全面制止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德国专家建议积极探索建立一套全国通用的预防措施，从而保证学生与教职工的安全。

　　一、德国校园暴力研究现状

　　在德国，校园暴力指各种各样的暴力现象：故意的物理攻击，包括使用武器、帮派暴力和性侵等;对同伴的身体暴力，以及对学生各类财产的损害和破坏;言语攻击和其他非物理类攻击，如骚扰、胁迫和围攻。校园暴力作为一个狭义的概念时，聚焦于对同学身体的暴力，其他严重暴力现象可能被忽视;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时，还有心理伤害、言语攻击和财产损失等内容。可见，广义上的校园暴力概念包括几乎每一个青少年的具体危险性行为。德国政府和学者们意识到，要找出这些暴力行为背后的真相和解答公众疑问并非易事。虽然警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少年被指控：14岁以下儿童88276(1993年)～144260(1997年);14～18岁青少年207944(1993年)～292518(1997年)。但是德国民众怀疑这些数字是否真的代表暴力行为的增加，或者他们在质疑警察和学者是否真正理解暴力行为[2]。因此，为了准确了解校园暴力现状、特点和原因，关于校园暴力的实证研究不断展开。代表性研究是基于学生和教师的问卷调查，还有基于学生的全国性社会学研究，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并预测暴力行为不仅在文化、种族、街头帮派等活动中越来越多，而且青少年其他犯罪案件也会越来越多。海特迈尔等人在1995年的调查中得出结论，某些特定情景似乎是青少年暴力增长的原因。他们确定了一个“螺旋式个性化—解体—不安全”的模式，某些特定的变量也增强了这个过程，例如家庭暴力、公众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缺少就业机会、无助感、身份等问题。研究者达成共识，预防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学科知识，采用多样、整体、系统的预防策略。

　　德国校园暴力研究多采用调查研究法。调查通常由校长或教师管理，他们会受到来自调查机构的详细指导。大多数的调查研究集中在中学，作为青春期的特殊现象。一些调查研究也在小学进行，到目前为止，高等教育机构尚未被包括在内。除了相当数量的区域和地方研究之外，还进行了德国各州的代表性样本分析。一些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追踪数据，最长的研究是在巴伐利亚州进行的近10年(1994-2004)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5年中，没有持续增加的校园暴力事件特别是没有严重的身体暴力。在学校中广义上的暴力包括口头上的攻击、欺凌和身体暴力，大多数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参与学校的暴力活动，只有约15%的学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暴力行为主要是语言攻击和粗鲁语言，身体暴力较少发生，大约50%的学生完全没有身体暴力，大概只有5%的学生有参与严重的打架或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研究还确定了一小部分严重犯罪者，他们应对大部分严重暴力行为负责，但这组人数只占到德国学生的3%到9%[2]。除此之外，德国学者们迫切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提前发现、了解、识别问题行为，以真正达到预防校园暴力的目的。

　　二、强化识别能力的校园暴力预防项目

　　1.柏林识别工程

　　柏林识别工程(The BerlinLeaking Project)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学生是否可作为校园暴力预防的出发点。识别是指发现任何通信的秘密意图，包括通信的暴力幻想和规划暴力攻击，以及明显的行为显示其正在规划实施暴力。识别任务包含可观察到的行为，比一般的风险因素更具体;还包括学生的行为计划和暴力行为的前期准备，故可以准确掌握学生问题行为的发生轨迹。该工程的试点对象为柏林八所中小学的学生，旨在培养教师识别和报告学生的“问题”行为。在每一所学校，项目工作人员都进行三十分钟到六十分钟的信息会议，向老师们介绍柏林识别工程，老师们被告知关于识别的内涵、学校暴力事件的危险因素及急救指南等信息[2]。校长被要求从教师中选择一个“识别任命者”。受任者的目的是作为老师们的联系人，用于搜集老师所目睹或接触到的“问题”或“威胁”。此外，以6-9个月为周期，教师被要求报告识别事件。

　　项目工作人员分别在信息会议后(T1)和6至9个月的报告之后(T2)对教师展开问卷调查，共有239名教师参与问卷T1，有166名教师参与问卷T2，81位教师兩次均作答。问卷内容包括：教师对识别知识的了解程度(只在T1)，对急救指南的了解和认识，对自己的主观决定和行为的信心，对“识别任命者”的关注和期待等。调查结果显示：在6至9个月的周期内，来自八所学校的每个老师承认他们确实每月目睹了至少一次事件，但是被真正呈报上来的只有三个事件。一方面，有些事件发生频率尚不清楚;另一方面，学校有一些简单易处理的矫正措施，使得轻微不严重的识别信息不被重视[1]。尽管有这些改进，教师们仍表达他们对自身在应对识别事件中能力不足的不安全感以及希望得到警方与心理学家的进一步支持。总之，教师并没有关于识别风险因素的知识，但是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很乐意去接受一个简短的训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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